（美）马丁·塞利格曼《塞利格曼自传》（上）摘录：除了研究痛苦，还要研究幸福
希望开创＂人类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心理学巨匠
彭凯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
我是一个积极心理学的＂皈依者＂，在2008年之前，我是不相信积极心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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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应清华大学的邀请，我回国主持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复建工作。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迅速，相较于我出国时的1988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在20年内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我也发现，我们面临的心理挑战有增无减，社会普遍存在一些急躁、烦恼、焦虑、担忧的情绪，我们一直在追求粗放的更大、更好、更高档次、更有面子的路上义无反顾，却没有用心去体会自己内心的感受－那些精细的情感、流动的美以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宁静与平和。在这样一种无比冲动的文化氛围下，焦虑症、抑郁症、躁狂症、自我封闭症等心理问题出现的概率逐年升高，并且越来越蔓延到更年轻一代的身上。是的，今天的这个社会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并不宁静，工业革命后几百年里人类社会的喧嚣甚至超过以往几千年所积累下来的所有喧嚣。处于这个现代化的颠覆性变革的世界中，似乎每种文化、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在努力去寻找着自己的＂第二曲线＂。增长成为全世界所有学科努力的方向与新的信仰。可是，到如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明确给出这种关于增长的新的信仰究竟是否合适的定论。
中国也没能幸免于那些现代化的陷阱。虽然我们5000多年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中有那么多值得并且能够让我们淡定下来的基因，但是全球化的步伐、地缘政治、军事威胁、科技与社会的颠覆式创新、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等诸多力量累加起来的作用力，在推动着这个蓝色星球＂旋转得越来越快＂。显然，在此时此刻，那些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变革具备更强大的诱惑力。
然而，这种诱惑并不全都是积极的，其产生的很多结果甚至会导向人道主义的灾难。传统的心理学则非常像是一种应急的技术手段，自然而然地成为处理这些并不积极的心理结果的良方。的确，传统心理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这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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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诞生之日起，心理学就不止有疗愈创伤这一项功能。它还有帮助人类心灵成长、认知提升与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追求最真实的幸福的功能。它也有造就不断适应未来的社会精英、激发人的优势潜能、改造人们的学习方式、丰富人类对世界和自己存在意义的探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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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得到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幸福这一古老话题的科学探索。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不仅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人心的主观感受，因此幸福感是可以被定义、测量、传授和提升的，提高人的主观幸福感可以使个人更加充实，家庭更加和谐，公司更有生产力，士兵更有战斗力，学生更好学，婚姻更幸福。问题是，这些承诺真的能兑现吗？与以往其他学科对幸福的探索不同，塞利格曼认为，幸福的积极意义是有客观证据的，幸福也是可以被科学研究的。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如调查方法、纵向研究、聚类分析、动物实验、大脑成像、激素测量和案例研究，对人的幸福感进行了系统研究。例如，塞利格曼（马丁·塞利格曼）及其团队是世界上最早对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文本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发现人的幸福感的变化与健康、财富、学习、成就、婚姻等美好生活的指标密切相关。
心理学界对负面心理的加工强势效应一直怀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也被很多研究证实，例如，我们更容易记住未解决的问题、遇到的挫折和痛心的失败，以及没有得到的金钱、地位、爱情和快乐。2019年，心理学家约翰·蒂尔尼（John Tierney）和罗伊·鲍迈斯特在专著《坏的力量》（The Power of Bad）中，总结了这方面的大量研究。还有不少人把＂幸福＂看成＂愚蠢＂的近义词，认为一谈论幸福就显得人肤浅没有深度，毕竟悲观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根深蒂固，门徒众多，大多数人相信，悲伤、痛苦、愤怒产生智慧，快乐则让人愚蠢。塞缪尔·约翰逊的结论是：＂我们不是为幸福而生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坚持认为，在人的内心深处，侵略性和冲突性是本质，幸福是不存在的理想。
但塞利格曼坚持认为：与悲观做斗争，记住好的一面，感恩自己的幸福，专注于自己的优势，重塑人看待现实和生活的方式，是一种进化选择出来的人的竞争优势，是对石器时代人类的先祖所常备的灾难性思维的一种升华。他认为，人类社会需要减少对GDP的关注，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国民福祉。2000年1月，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在《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Psychologist）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宣言，其中讲道：＂心理学不仅仅是一个与疾病或健康有关的医学分支，它的规模要大得多。它关乎工作、教育、洞察力、爱、成长和幸福。＂这份宣言正式宣告了积极心理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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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的书架上通常都有一本《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这本书列出了人的各种精神疾病的种类。但塞利格曼觉得，为什么不能写一本人类心理的＂健康手册＂?为什么不能有关于人类美德的分类呢？从2000年开始的3年时间里，塞利格曼和他的团队仔细研究了从孔子和苏格拉底到惠特曼和弗洛伊德的文章，以及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最终编撰了一本814页的百科全书，书名是《性格优势与美德》（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书中列举了智慧、勇气、人性、正义、节制、超越等六大核心美德，以及24种性格优势。其中的优势包括勇敢、谦虚、坚持、活力、好奇心、社会智慧、灵性、领导能力，以及专家们经过多次辩论后认同的幽默。
基于性格优势和美德研究，塞利格曼还开发出了包括一项行动价值观（VIA）的显著性优势调查，调查对象超过1100万人。这项测试对一个人的性格优势进行排列，并能引导他们进行自我认知和职业指导。它被广泛应用于商业、教育和治疗。这本书是一本密集而富有启发性的概要，提升了塞利格曼的学术声誉，吸引了更多的 ＂皈依者＂。
塞利格曼认为，人的乐观主义的态度是可以培养和学习的。他自己也从一个悲观主义的心理学家，变化成一个积极心理学家。他相信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变得更好，习得性乐观将使人类快乐幸福、兴旺发达。他同意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 的论点，即人类的暴力在减少，寿命在增加，人道主义在上升，舒适性和便利性在提高，女性地位在提升。50年前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研究冲突、压力和支配的学者很多；如今，女性占主导地位，研究合作、积极情绪、参与、信任和人际关系的学者越来越多。
塞利格曼还利用乐观主义预测收入、关系、成就甚至总统选举，得出结论：乐观主义突出的人有竞争优势，甚至作为总统候选人时通常也会获胜。他预言，人类社会会越来越好。但是，塞利格曼也提醒我们要小心盲目乐观主义带来的伤害，例如股市的非理性繁荣往往是由过度的乐观主义导致的，忽视和包容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容易让社会的不公平合法化，盲目的乐观主义往往也是独裁者惯用的宣传伎俩。
塞利格曼认为，人的大脑中有一个＂希望回路＂，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智人（Homo Sapiens）一一学习经验，利用工具，解决问题；我们更像是计划人（Homo Prospectus）一一我们不是由过去的经验决定，而是由未来召唤。他认为，很多心理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其实都与未来认识有关，例如人的主观性反映的是每个人对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意义判断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所带来的分析和行为不一样。人的自由意志无非是我们期望、模拟、比较将来的各种可能性，然后在这些不同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人类的大脑最大的用途并不是用来判断过去信息的对或错，而是让人思考如何去说服和影响别人，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
他的研究发现，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对过去问题的一种困扰和纠结，也是对现在或未来的困扰和纠结。所以，那些经常憧憬未来的人的身心更健康，学习习惯更好，成绩更好，不良习惯更少（抽烟、酗酒、吸毒的行为都较少），锻炼更多，更想存钱，有投资。有意思的是，他还发现，健康、年轻、富有的人喜欢谈未来，年老的人和有病的人则喜欢谈论过去。
因此，积极心理学是未来导向，它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原生家庭原罪学说、出身论等学说有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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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塞利格曼是积极心理学之父，并不是说他的观点以前没有人提过。人本主义大师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第一个提出了积极心理学这个概念，并以爱因斯坦和梭罗等心理健康人士来代表心理健康的人。亚伦·T.贝克（Aaron T.Beck）普及了认知行为疗法，这一方式提供了基于证据的策略来对抗灾难性思维。
积极心理学是一门贴近普通民众的科学。因为一般的知识精英，包括我的心理学同事们，其实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一个阶段，在心底都不是特别看得起这门新兴的学问。也有不少积极心理学的批评者经常说，积极心理学说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格言，和典型的心灵鸡汤有什么区别？我们真的需要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要快乐、要活在当下、要锻炼吗？这些道理，连健身教练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这些所谓的积极心理学家真的就比健身教练更懂健康吗？
这当然是这门新兴学科面对普罗大众时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在中国推广积极心理学10多年的亲身经历让我发现，那些需要心理学家关怀的有心理问题的人，那些每天努力工作但感觉＂压力山大＂的上班族，那些被无聊的工作、没有感情的婚姻、没有意义的娱乐等烦恼所困所累的芸芸众生，真的是需要积极心理学的。因为积极心理学是研究如何给人们希望的科学，是研究如何让人们走出人生冰河的科学。它是科学，是温暖的科学，是带着心灵温度的科学，是有着丰富人文关怀的慈悲的科学。这门学科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它对美好生活的表达一样激动人心，一样充满感情。所以，很多人会误认为积极心理学是心灵鸡汤。但事实上，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心灵鸡汤味道挺好，我们却不知道里面是对人没有太大益处的鸡精添加剂，还是真的炖了几个小时的鸡肉；而积极心理学是科学，每一项看似心灵鸡汤的结论都有着严谨的科学实证支撑，并经历了岁月与文化的种种检验。而这些，也是人类2000多年以来的哲学所推崇的纯逻辑式的演绎法所提供不了的事实证明。
心理学，是经验主义的科学，它不接受没有实践，仅凭感受与想象，甚至是仅凭逻辑推理出来的结论。因为心理学在本质上从来都相信，并且只相信一种科学伦理，那就是只有那些能够被验证的假设才可以被认为是某种事关人类的事实。心理学也正一往无前地走在用科学方法为传统哲学中提出来的反思提供证实与证伪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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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9日，第六届世界积极心理学大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人们用澳大利亚传统乐器演奏着悠扬的旋律，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1500名积极心理学家。在开幕式上，塞利格曼教授进行了主旨发言。他在发言中提道：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有四次伟大的心智革命，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恰好顺应了这第四次心智革命。
第一次革命大约发生在3000多年前。这次革命让人类首次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其实比力气和凶狠更有生存价值。
第二次革命大约发生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人类对世界的思考正式开始摆脱神的旨意而经由理性展开对世界与人性的全面理解。
第三次革命发生在19世纪初至2000年。这是一个科学与知识大规模发展的时代，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伦理学、文学、教育学等。它强调不受束缚、不加批判地使用理性，勇于质疑权威与传统教条，朝个人主义发展，强调人类的进步观念，促进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一次革命的成就是巨大的：近200年之间，人类赤贫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识字率上升，女性选举权得到发展，现代科技还让人类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工作效率提高、福利得以改善。
第四次革命正在进行中。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人类的生存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物质生活的改变并没有改善人类的心理状况。抑郁症、焦虑症以及愤怒、自杀等的发生概率依然很高。因此，改善人类的心理体验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联合国宣布每年的3月20日为＂国际幸福日＂就是为了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人类的心理健康和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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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还认为，第四次心智革命正在发生的现在，或许即将进入人类精神文明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这第二个轴心时代与第一个轴心时代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人类心理需求的三大变化上：从减轻痛苦到创造幸福，从自我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过去导向到未来导向。而积极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这第二个轴心时代提供理论指导。塞利格曼让身在中国的积极心理学同行们坚定地相信：积极心理学并不是横空而来的，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选择，是科学发展的前沿学科，也有助于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我们的先辈们已经在第一个轴心时代引领了世界，处于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我们也应不甘人后，大步向前！
注：史蒂芬·平克是当代著名思想家、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他的作品《语言本能》是一扇了解语言器官、破解语法基因、开启人类心智的大门。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于2015年由湛庐引进、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1、
＂赶紧干活去，妮基·塞利格曼（NikkiSeligman）！＂我不耐烦地咆哮着。那时，多伦多年会已经过去三周了，我依旧情绪低落。当时，家里正忙着除草，可妮基玩得正欢，她不停地跳着、唱着，还把杂草抛向空中。听到我的怒吼，妮基又惊又怕，连忙转身跑开。过了一会儿，她又慢慢地走了过来。
＂爸爸，我可以跟您说会儿话吗？＂
我点了点头。
＂爸爸，您还记不记得，5岁前，我一直是个爱哭鬼，每天都哭个不停？＂
我又点了点头。
＂那您有没有发现，从5岁生日以后，我就一次都没有哭过了？＂
我再次点了点头。
＂在我生日那天，我下定了决心，以后再也不要哭哭啼啼的了。后来我做到了，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事。所以，如果我都能做到不哭，您肯定也可以做到不发脾气。＂
我听得目瞪口呆，因为妮基说得对极了。
首先，那时我脾气不好，还为此扬扬得意。但我破天荒地第一次意识到，我以往之所以会成功，或许并非因为自己拥有所谓能够觉察每一个瑕疵的＂关键能力＂，而是这种能力没有影响我取得成功。如果妮基能够改变自己，我应该也能。所以，我决定做出改变。
其次，我的这种＂矫正＂式的育儿观是错误的。如果我能够纠正孩子所有的错误，比如通过训斥让妮基不再懒惰，那我理应培养出一个完美无瑕的孩子才对。不过，这真是一派胡言。相反，我应该挖掘妮基的长处。正如我所了解的，妮基善于洞察人心，我应该对这一点大加赞许，这样能够帮助妮基扬其所长，而不必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弥补她的短板上。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我悟到了在今后始终激励自己的信念：在构建美好生活方面，心理学应该发挥显而易见的作用。现行的心理学科学和理论实践还不够成熟。心理学始于这样一个前提：＂没做错＂等于＂做得对＂。可是，如果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消除世间所有的弊病，诸如精神疾病、偏见、无知、悲观、孤独等，那么人类的生活理应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弊病的消除并不等于幸福的降临。心理学不应该仅仅是一门用于化解悲伤和忧愁的学科，还应该是一门呈现幸福和快乐的学科。
2、
我去拜访了斯蒂夫·海曼（Steve Hyman）。海曼年轻有为，时任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所长，但他绝非寡淡无趣的华盛顿官僚，而是一位世界级的才子，曾任哈佛大学神经精神病学教授。我和海曼均热衷于一种治疗方法：循证治疗。
＂海曼，＂我说道，＂我赢得了APA史上最多的选票，我现在肩负着一个使命。我们如今有机会改变APA的航向，让我们共同启动循证心理治疗的计划吧。＂
＂如果你能搞定APA那帮顽固不化的老家伙们，马丁，＂海曼回应道，＂我就负责筹集4000万美元来支持你的这项研究计划。＂
3、
一生当中，我曾听过诸多金玉良言，但自学生时代起，能称得上良师益友的只有一位，那就 是雷·福勒（Ray Fowler）。福勒曾担任APA的CEO，与那些走马灯式的主席不同，他对APA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职责便是帮助APA培养最好的主席。在参加那次CAPPS的会议多年后，福勒悄悄告诉我，他最大的长处便是乐于与蠢人周旋，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人。
福勒来自亚拉巴马州，是当地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曾对很多名人进行过人格分析，并在亚拉巴马州的大学担任过心理系主任，随后被选为APA主席。那个时候，APA遭遇了解体危机。 由于为杂志《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投入了重金，APA山穷水尽。当时，APA的整个管理层被解雇，福勒临危受命担任CEO。他的确不辱使命，拯救了整个协会，最终成为APA任期最长的CEO之一。
福勒极其诲人不倦、平易近人。在我竞选APA主席时，他是APA高层中唯一对我抱有希望并鼓励我勇于尝试的人。
如今，深陷困境的我找到了福勒，希望他能提供帮助。
＂这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领导，＂在耐心地听完我那场大溃败的故事后，福勒告诉我，＂一种是锱铢必较事务型，另一种是大刀阔斧变革型。你不大可能把委员会的这帮人完全扫地出门。他们位高权重。与你相比，他们在如今的位置上会坐得更长久、更稳固。如果不想落败，你就必须成为一个＇大刀阔斧变革型＇主席。马丁，你的职责就是要让美国的心理学从此走上新的道路。＂
4、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心理学否定了诸多假设，清除了四大认知盲点。第一，摒弃行为主义学派的戒律，接纳认知和意识；第二，接纳进化论并认识到大脑对人类学习的限制；第三，不再局限于对错误的一面予以治疗，还构建了引领人们走向正确与积极的体系；第四，着眼于未来，而非仅执着于往昔。
1、
与同时代的众多心理学家一样，我与心理学也是结缘于弗洛伊德的著作。那一年我13岁，姐姐贝丝（Beth）从罗切斯特大学回家过暑假。从我6岁起，贝丝便是我的良师益友，她活力四射，对我也钟爱有加。7岁的时候，贝丝教会了我什么是阶乘，为此我还在二年级的同学面前炫耀过，这或许是我今生第一次展露自己的＂学霸范儿＂。9岁的时候，也是贝丝把科幻小说《平面国》（Flatland）读给我听，让我首次领略了几何世界的美妙。当12岁的我向贝丝坦白自己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一本书，只是装模作样地看了一遍七年级的读书笔记时，贝丝把我锁进了卧室，责令我必须把《基督山伯爵》读完，否则不放我出来。过了整整18个小时后，我才从卧室走出来，撒了长长的一泡尿。所幸，我最终通过了贝丝的测验。不过自那以后，对我来说，生命中不可再无书。
13岁那年的夏天，贝丝带了一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回家。家人带着我们在纽约州的卢泽恩湖（Lake Luzerne）畔宿营。营地外，一张深蓝色的吊床挂在两棵细长的小松树之间，我躺在那张吊床上，捧着弗洛伊德的这本书，爱不释手。
2、
＂正好赶上吃午饭。＂这是1942年8月12日上午11点58分，母亲在生下我时听到的第一句话。
我属于过了预产期才出生的那种姗姗来迟的孩子，这使母亲在生我之前不得不来来回回地走动以便于分娩。想来这一定让我觉得很痛苦，因为自出生后，我就再没有迟到过，而且我做任何事情都渴望一气呵成、先声夺人，这也是我一生引以为豪的一个特质。
3、
4岁时，父母第一次尝试着把我送进幼儿园，但母亲刚一转身，我便号啕大哭，除非他们把我带回去，否则我会没完没了地哭闹。就这样，一直拖到5岁，我才正式迈进了学校的大门。
第16学校坐落在南大街，离我家仅有两个街区。它教给我们的是......好吧，什么也没有。让她们在奥尔巴尼的公立学校教书，是奥康奈尔这台政治机器针对女性群体采取的一项政治手段，如同他们也雇用了许多男性在华盛顿公园优哉游哉地栽种郁金香一样。当时，除了四处找寻工作的多如牛毛的＂流浪汉＂，还有众多亟须养家糊口的无业女性，而她们，便是我在第16学校里的老师。
4、我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一名犹太人，甚至是带着些许挑衅意味来下的这个定义，因为我的脑海中并没有留下任何正面的相关回忆。种族意识肯定不会出现在美好的时光中，它在我的灵魂深处已经深深地留下了烙印。我是犹太民族的一员，这个民族曾在某个时期因某些特殊原因备受迫害。作为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处处面临着危机。或许我们会在午夜时分被突袭，然后被押上车送到毒气室里。那时，我还是一名胆小如鼠的犹太人，不像我在希伯来语学校的老师们那般傲骨铮铮。我们家的左邻右舍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虽然他们也带有种族意识，但他们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敌意，反而持包容接纳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我从没被人污蔑为＂肮脏的犹太人＂，但这并不能削弱我潜意识中的偏执。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尤其是每个礼拜日，我们家与其他人家的不同还是显而易见的。我的父母几乎从不与非犹太人来往，而且与改革派的犹太教朋友不一样，我们家也从来不过光明节。总而言之，我当时属于社会的下等阶层。
5、18岁的我依旧头脑聪明，但彼时彼刻，我身处群英荟萃的普林斯顿大学，与其他优秀的新生相比，我对自己并没有多大的信心。他们要么是＂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获得者，要么是美国科学竞赛的获奖者，要么是已经发表过论文的数学天才和物理天才，甚至还有速读者。我曾问过后来的舍友鲍勃·达林（Bob Darling）可以花多长时间读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短篇小说《托尼奥·克律格》（TonioKruger），他回答道：＂大概3分钟。＂我则需要5个小时才能看完。
6、
尽管我不再信奉犹太教，但我的社会地位依旧很低下，不过，我并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一种低下的阶层。我走过了＂常春藤俱乐部＂（IvyClub），该俱乐部募集的资金甚至超过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募集的，我明白自己永远都无法走进这扇大门。与奥尔巴尼的社会阶层比起来，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阶层更难以逾越。我拼命挣扎，期盼着自己能够逃脱普林斯顿大学这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可我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那时，我万念俱灰，可以说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我开始玩世不恭地写一些关于死亡的文章，我写下了大量晦暗的文字。大一的时候，我近乎病态般地不断自省，日记里的文字充斥着灰暗、压抑的念头。
我雄心勃勃又迫不及待，无比渴望艾伯特夫人能够记住我的大名。
我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了如指掌。我能够一眼看透自己在社会地位方面面临的尴尬境地，也能察觉自己对精神世界的渴求。
7、从高中到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第一年，弗洛伊德的思想一直陪伴着我。我本科的时候没有修过心理学课程，而是醉心于哲学系的课程。我之所以没有选修心理学课程，一方面，是因为有经验的学长们对这门课的评价不高，认为只有体育特长生和成绩平平的学生才会选择这门课；另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系并不知名，没有什么学术大腕，哲学系则群贤毕至、大腕云集。
8、
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收获的第一个原则是严谨。仅仅知晓什么是正确的还远远不够，你必须通过严谨和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论证其正确性。
以可怜的弗洛伊德为例。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同时也拥有深邃的洞察力，其思想的纬度更是广袤无垠。弗洛伊德思想的直觉纵横驰骋于群山之巅，然而山被迷雾笼罩，无法一露真容。这样的弗洛伊德与严谨并无关联，所以他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而非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我很好奇，我的一些导师所珍视的严谨之法，能否回答弗洛伊德所研究的那些伟大问题？
与诸多学科一样，在心理学中，通常而言，一个问题的严谨性和重要性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困境被称为＂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换言之，就是＂严谨与现实＂。越能捕捉现实世界的问题（外在效度），它的严谨性（内在效度）就越低。反之，方法越严谨，它捕捉现实世界问题的能力就越差。这是多么悲哀啊！这就是＂小白鼠和大二学生＂的问题：研究人员可以控制和测验小白鼠与大二学生在实验室里的行为，但将任何实验结果应用到人类身上都是难题。比如，遭到电击的老鼠患上胃溃疡和一个失业女性患上十二指肠溃疡，两者可以同日而语吗？
弗洛伊德意识到了这一困境，而他所说的一位男士站在明亮的街灯下四处寻找遗失于其他地方的手表，仅仅因为灯下光线更好的故事，就是关于这一点的。我们可以借此看出，弗洛伊德认为外在效度比内在效度更重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为主义者，他们的态度很激进：即使最终找不到丢失的手表，也要去寻找光线充足的地方。这些行为主义者被我称为＂原子主义者的直系后裔＂。
＂原子主义＂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收获的第二个，也是更为狡猾的原则，也就是想真正理解万物只能从头开始。只有当先发现和分析复杂现实世界的单一构件，再将它们重新组合起来以重建现实，我们才能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有清晰的认知。这个模型的典型代表是元素周期表。在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首次被揭示并编入元素周期表之前，化学一直是个混乱的领域。元素周期表出现后，人们终于理解了各种分子之间的关系，化学才得以飞速发展。
9、
哲学的逻辑原子主义始于20世纪初，随着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问世，他们在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罗素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Whitehead）证明，看似很草率的算术其实可以从几个逻辑前提中推导出来，从而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只有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不容置疑的真理方可存在。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2中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要理解现实，就必须发现它的＂逻辑原子＂以及理解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如果缺乏这样的基础，所谓的理解就只是一种困惑。在带有瓦格纳歌剧风格的《逻辑哲学论》末尾，有这样一句经典的结束语，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理念：
不可言说之事，必将无言以对。
维特根斯坦认为，因为善良与邪恶、美丽、政治、科学、宗教的问题都缺乏坚实的基础，所以人们无法严谨和彻底地理解它们。人们普遍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在描绘＂已知岛屿的边界＂。但他的一位追随者给出了一个更浪漫的诠释：维特根斯坦是在＂描绘海洋的边界线＂。
一种更为粗糙的解释是逻辑实证主义，它将《逻辑哲学论》结尾的警句转为＂验证原则＂，即只有能够被经验验证或（逻辑上的）同义反复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曾在20世纪50年代大放异彩，但后来逐渐不再被追捧，原因之一在于它无法应用于自身：验证原则本身既不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也不是可验证的。
10、在哲学领域，逻辑原子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最终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然而，它们在科学心理学领域依旧受到人们的青睐。它们在操作主义中拥有了话语权，操作主义是心理学模仿物理学的一种尝试。像“智力”这样的概念对科学而言实在过于模糊，但是如果把它“翻译”成一个智商测试分数，使其可操作化，智力就瞬间成了一个可研究对象，该对象的存在或消失，甚至是数量，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进行测量。
11、
马丁·奥恩（Martin Orne）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一名开明的精神分析学家，备受我们的推崇。奥恩虎背熊腰，身高接近2米，体重100多公斤，说起话来带有一丝维也纳人的口音。奥恩举办了一场名为“社会心理实验中的需求特征”的小型研讨会，虽然这个题目非常晦涩难懂，但我还是报名参加了。
“需求特征”是一种人为因素，它使被试偏向于做实验者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如果被试走进一间标有“感官剥夺实验室”的房间，迎接他的是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的研究人员，之后让被试签署一堆放弃法律追责权利的文件，这些文件全部与心理幻觉和死亡的风险相关，毫无疑问，在被剥夺了视觉和听觉几个小时后，被试真的会出现幻觉。如果这个房间门口写的是“意义剥夺实验室”，迎接被试的是穿着牛仔裤的研究人员，并且不让被试签署任何放弃法律追责权利的文件，那他根本不会出现幻觉。这种真相的揭露，对我的批判性思维、消极性以及对“相关”科学的探索都颇具吸引力。那场研讨会刚开场半个小时，我就已经完全被吸引了。奥恩完美地把诊所和实验室结合在了一起，后来，奥恩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令人遗憾的是，奥恩于2000年英年早逝。
12、克丽·米勒（Kerry Mueller）
“我看这个周末我们都将死去。”室友威尔弗雷德·施密德（Wilfrid Schmid）在我们公寓的顶层对我和克丽大声说道。施密德是我认识的本科生中最老成持重的人，他对当时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发表了见解。我们一连几天都趴在收音机旁，等待着危机的结束，但那场危机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在飘摇不定当中，我们迎来了1963 年的11月。
“你们的总统中枪了。”当我穿过华盛顿路去心理实验室时，一位德国研究生对着我喊道。当我回首往昔，扪心自问什么是这一生中最令我悲伤的事情时，我惊愕地发现不是我母亲的去世，也不是我妻子的流产，而是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遭遇的暗杀。克丽和我蹲在威尔逊馆那台超大的黑白电视机前，和我们挤在一起观看电视新闻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100多名同学和他们的约会女友（记得那天应该是有个周末派对）以及十几位老师，所有人都哭红了双眼。那时，在肯尼迪总统的私生活未被泄露之前，他是我们的英雄。从个人情感上说，我们无比热爱肯尼迪总统，以至于无法再认同他的前任或继任者。
13、
彼得·麦迪逊是一名人格心理学家，而非实验心理学家，当然，他也不会研究关于心理的物理学。要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需要一位新的负责人，要不是懵懂无知的本科生要求讲授诸如精神疾病和性问题等“相关”问题的课程，普林斯顿大学是不会聘用麦迪逊的。麦迪逊是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过来的，他在那里对每个大学生的个人生活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随后这个项目继续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我自愿参与了这个项目。当时，这个项目要求每人写一本自传，但如今我找不到当年写的自传了，现在这本书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尝试。
当时在撰写自传时，我需要为自己挑选一个笔名，于是选择了“杰弗里”。麦迪逊问我为何选择这个名字。我向他讲述了杰弗里·艾伯特的故事。故事说了一半，麦迪逊就打断了我，这让我大惑不解。原来，麦迪逊听说过杰弗里。杰弗里与我一起入读普林斯顿大学，但在大二的时候，他开始自甘堕落，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因为吸毒被学校开除，并被送去了一家昂贵的私人疗养院接受治疗。麦迪逊问我为什么要用这样一艘“沉船”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这真是个犀利的问题，是啊，为什么在我的人生渐入佳境的时候，我却依旧对杰弗里满怀嫉妒之情？
注：杰弗里·艾伯特（Jeffrey Albert）是奥尔巴尼男子学院的二年级明星一般的人物
14、
我找到罗伯特·诺齐克，问他我该做出何种选择，结果我得到的是最残酷也最善意的建议：“马丁，哲学只是从事其他工作的基石。”诺齐克认为，我永远都无法登上哲学的最高峰，即使在那时，诺齐克自己也没有登上哲学的最高峰。
我最终没有选择走上研究哲学的道路。就在完成这本自传之际，在细细斟酌了诺齐克的忠告50多年后，我以英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的特邀客人的身份，第一次走进了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这个世上，是否真的存在“昔日重现”，能够让我们再度体验另一种人生呢？如果真存在的话，那么我体验到了。
15、
我问彼得·麦迪逊自己该何去何从。麦迪逊告诉我，在他看来，我生来就是一名心理学家。当麦迪逊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也颇为认同：在心理学方面，我可以做到游刃有余。聆听一场讲座或倾听一位同事的困惑，通常我很快就能“未卜先知”，在我还没来得及解释自己是怎么获知答案之前，答案就已经有了。但在哲学方面我没有这种直觉，就像打桥牌一样，哲学也同样让我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解，而且我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答案。我很重视直觉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所产生的作用。简而言之，在我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我通过顿悟和直觉选择了心理学。
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际，我的精神世界已然发生了变化。我认识到科学直觉的作用，并极为重视自己最初的直觉。我不分昼夜地不断探究着科学方面的问题，就像人们能够绕着一个复杂的三维体来回审视。我每天“白加黑”、每周“五加二”地工作，乐在其中，对一切稀奇古怪甚至匪夷所思的观点都非常欢迎，尤其渴望一种“千真万确”的感觉来激发我。在我的那些梦中，我所做的是“搭建框架”，对那些我重复面对的问题去构建解决的捷径和模块。与打桥牌或进行哲学思考不一样的是，于我而言，完成这些工作易如反掌。
1964年4月末的一个清晨，麦迪逊在我们离别之际告诉我：“人们选择心理学往往出于两种原因，第一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第二种是不想碌碌无为。我希望你选择心理学是出于第二种原因。”
16、我的下一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所罗门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所罗门皮肤黝黑，头发稀疏，衣着得体，穿着一件棕色的粗花呢夹克，他整个人都流露出那种开明的态度。所罗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从哈佛大学抢走的青年心理学家之一。作为首位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职的犹太科学家，所罗门以研究对恐惧的条件反射的不可逆性而闻名。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训练狗在听到预示着电击的声音时跳过障碍物以躲避电击。首先，动物们通过跳过障碍物来躲避电击，但它们很快就知道，如果在听到声音的时候（受到电击之前）就能跳过障碍物，那么它们就能完全躲避电击。于是，即便不再有电击，狗狗也会在听到声音时跳个不停，躲避危险的想法永远不会消失。所罗门认为，对恐惧的习得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将对治疗恐惧症等问题产生深远的临床意义，而严谨的实验研究与治疗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使所罗门成了一位颇具吸引力的导师。
17、
1904年12月29日上午，在APA第13届年会上，美国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聚集在一起交流彼此的论文。
······
讲台上坐着的是刚刚就职的APA主席威廉·詹姆斯，这是他第二次当选该协会主席。威廉是美国心理学的创始人，1875年，他在哈佛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还同时教授生理学。威廉气场强大，令人敬畏。他身材笔挺、瘦削结实，有着一双摄人心魄的蓝眼睛，留着淡淡的花白胡须，说起话来和蔼可亲、诙谐睿智。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那部备受 赞誉的1200页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已经成为经典的教科书，而他那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意识存在吗？》（DoesConsciousness Exist?）当时刚刚发表。
18、1913年，约翰·B.华生（John B. Watson）在哥伦比亚大学点燃了一场革命，他认为心理学应该是一门纯粹客观的自然科学实验分支”，其目的不在于理解意识上的细微差别，而在于预测和控制行为。自我内省是毫无根据的，行为才是科学分析的正确入口。
19、
学习理论有三个基本要素：刺激、反应和强化。前两个是美国人对巴甫洛夫研究工作的一种衍生，巴甫洛夫的研究是优秀行为科学的主要范例。食物是非条件刺激，唾液分泌是食物引起的非条件反应。当节拍器与食物配对时，嘀嗒声变成了条件刺激，而作为回应的唾液分泌就是条件反应。
强化是行为主义三要素中的第三个要素，源自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的研究成果。他反复把猫放进迷笼，只要拉动一根绳子，就能打开一扇通往食物和笼外的门。猫的学习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不是靠顿悟，桑代克因此提出了效果律：找到其中玄机的“满足者”的联想能力得到加强，而那些未能有所发现的“烦恼者”的联想能力则被削弱。
20、弗朗西斯·W.欧文（Francis W. Irwin）教授
有一次我回到奥尔巴尼，父母问起我的专业是研究什么的，我尤为自豪地回答：“我是一名学习理论家。”
欧文也会说“我是一名学习理论家”。欧文在第一天授课时告诉我们，刺激、反应和强化都是废话。操作性行为不受盲目强化支配，而是由意识控制的，即便在老鼠身上也是如此。老鼠（当然还包括人类）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它们会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结果。我对欧文的这番质疑是相当认同的，当我后来着手研究习得性无助时，我一直在想动物可能具有认知能力。
所以，我第一次知晓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前提是这个学科可以理所当然地忽略思想和意识，可以忽略所有的心智。对行为主义者而言，行为毫无疑问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测量和研究，但心智则不能，所以心智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行为主义者在规避心智。对弗洛伊德学派来说，弗洛伊德用“灵魂”一词来描述他的研究方向绝非偶然。从那以后，灵魂被草草地错译为“心灵”，这根本不是弗洛伊德的本意。对弗洛伊德学派来说，心灵只不过是卡布奇诺咖啡的泡沫，而弗洛伊德对这并不感兴趣。弗洛伊德追求的是“浓缩咖啡”，那是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在激荡，是它驱动着意识的扭曲。
21、
与1964年的主流观点截然相反，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了以下事实。
· 有意识的想法会强烈地影响情绪：无助的想法会导致被动；想到某种缺失就会引起悲伤；冒犯的想法会引起愤怒；对更美好未来的憧憬能让人产生希望；没有思想的行为科学是远远不够的。
· 我们会对未来的不同设想进行评估，并从中甄选。不管怎么努力，我们都无法摆脱自由意志。只研究过去（记忆）和现在（感知）而不考虑未来的科学是远远不够的。
· 只研究负面情绪的科学是远远不够的。
在接下来的50年里，我自己的故事大多都是关于如何努力探索出一门与这些真理相契合的科学心理学。
22、
在史蒂夫·梅尔和我于1964年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报到的那天之前，关于习得性无助的故事其实早就存在了。当梅尔和我在寻找一个合作研究项目时，我想起理查德·所罗门曾提到“无助”这个词。于是，我和所罗门研究生团队里最资深的研究生布鲁斯·奥弗米埃尔聊了聊，据我所知，奥弗米埃尔是第一个发现“习得性无助”这个问题的人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对奥弗米埃尔来说，在1962年，无助感是一种烦恼，而不是一个需要调查和研究的现象。读研一的时候，奥弗米埃尔像许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一样，想要知道两个“基本”的学习过程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以及它们能否相互统一起来。奥弗米埃尔的问题是：如果在播放一个声音后马上给狗施加电击，经过反复配对后，这只狗学会了在听到声音时就跳过障碍物来躲避电击，也就是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那么这个声音是否会增加狗的恐惧感并促使它更快地做出反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奥弗米埃尔和当时读研四的拉斯·利夫（Russ Leaf）制作了设备并进行了这项研究。实验的第一部分是利用一张舒适的橡胶吊床，狗躺在上面，后爪连着电极。之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5秒钟后，电击开始了，且持续了5秒钟，这足以使狗吠叫，但电击很弱，不会对狗造成任何损伤。他们在1个小时里重复了64次，这一实验足以让狗对这种声音产生恐惧。实验的第一部分与预期相符。
实验的第二部分则引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大难题。利夫和奥弗米埃尔搭建了一个穿梭箱，箱子大概有2米长，内部有两个隔间，箱子底部是钢筋网格，两个隔间中有一道低矮的屏障。在穿梭箱里，狗很容易学会如何躲避电击：灯光变暗，5秒钟后，网格地板通电，这是一次轻微的中等强度电击，这个强度刚好可以让狗跳过障碍物逃跑。利夫和奥弗米埃尔实验的初衷是播放狗躺在橡胶吊床上时听到的声音，来观察这一声音是否能让它们跳得更快一些。
然而，实验失败了。经历了在吊床上的实验的狗没有跳过障碍物，它们只是躺在那儿，并没有试图躲避电击。这对研究人员而言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也让研究人员非常沮丧。
奥弗米埃尔和利夫所认为的恼人之处，在梅尔和我看来则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这比把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学习结合起来更重要。人类的无助感随时都会出现，它是无尽痛苦的一个根源。我们能在实验室里捕捉到它吗？我们能找出引发无助的原因吗？我们能发现摆脱无助的方法吗？我们能发现它的大脑生理机制吗？我们能发现预防无助的方法吗？
24、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每一位学习理论家之前都没有意识到的，所有的经典条件反射都与无助有关：动物的任何反应都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不管狗是否流口水，食物都摆上来了；不管老鼠的心跳是否加快，电击都会随着声响而来。根据定义，经典条件反射意味着客观的无助感，似乎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动物可能会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这一发现可能比巴甫洛夫的实验本身更重要。一个强大的理论能够引导科学家该钻研什么、该忽略什么，因此，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理论成功地让人们忽略了某些东西。
一旦理解了“一个人或动物做什么都无关紧要”这句话的含义，你就会发现，无助感似乎来得很直接，狗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和它的行为都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动物能够感知自己的无助。为了验证这一点，动物必须意识到这种缺乏联系的状态，同时也必须了解到电击的消失与否与它们的反应并无关联。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个激进的想法。那个时代的学习理论家继承了早期行为主义的理念，是顽固的联想主义者和激进的反唯心主义者。他们不会考虑个体的认知，并认为实验的根本目的是证明认知的“幻觉”仅仅与简单的刺激反应联想有关。动物只能学会配对，举例而言，与电击配对的反应，强化联想（习得）；没有与电击配对的反应，削弱联想（消失）。这些配对是仅有的两种能产生学习效果的“魔法时刻”。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条件概率的结合，无论是给定反应的电击概率，还是没有给定反应的电击概率，是需要脑力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依靠身体的行为。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把该理论命名为“习得性”无助，而不是“条件性”无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摒弃了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学习都非常重视的简单原则。
在现实中，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有一次陷入了僵局，那是在第一年的学习研讨会上，我和年轻的激进行为主义教授戴夫·威廉斯（DaveWilliams）争论起来了。
“那么马丁，你认为动物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是吗？”戴夫带着嘲讽的口气问道，仿佛认为这样的争论是非常荒谬的。我确实认为高级哺乳动物拥有丰富的认知能力，对未来抱以期待能够使我们在永无止境的生存竞争中处于优势，得以生存下来。但是，这些信念和行为主义的认知是格格不入的，以至于人们要么闭嘴，要么忍受嘲弄。但我没有闭嘴，梅尔也没有。
最终，我们遭到驱逐，被划归到一个随后被称为认知心理学的阵营。两场大风已在空中飞扬，汇聚成认知革命的风暴。第一场大风是让·皮亚杰（Jean Piaget）对儿童心理过程的科学观察。第二场大风由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掀起，起因是斯金纳在那部被大众期盼甚久的巨作《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中宣称，语言完全能够用行为主义术语来诠释和理解，而乔姆斯基把斯金纳的这部大部头作品批评得一文不值。乔姆斯基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辩论家，他认为语言的本质不是强化，不是重复旧的语言习惯，而是一种创造：说话者可以创造和理解之前没有听说过的话，比如“厨房里有一只紫色的吉拉毒蜥正爬来爬去”，这句话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但人们可以理解。习得性无助认为动物是有认知能力的，这是第三场大风；第四场大风则将这一观点演变为一场飓风，它始于1965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1965-1966年，布兰迪斯大学心理学系的乌尔里克・奈塞尔（ Ulric Neisser）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休假时，撰写了那部伟大的著作《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奈塞尔认为行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服了心理学家，使他们相信不可能对意识世界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但新的实验表明他们错了，而这也证明了一种新的观念是正确的。对此，我们仅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屏幕上短暂地闪现一个明亮的10×10随机字母矩阵。两秒钟后关掉屏幕，这个矩阵从屏幕上消失了，但被试仍能看到这个矩阵的余像。现在，在矩阵的第三行画一个箭头，要求被试读出余像中这一行的字母。被试答对了10道题中的7道，这就量化了在客观刺激消失两秒钟后，大脑中还留存了多少信息。余像会持续多久？与其等待两秒钟，不如看看余像彻底消失的速率。这是一种有效测量大脑意象衰减速率的方法。
科学家甚至能够准确地说出大脑中余像的亮度。在这段间隔期内，闪烁不同强度的掩蔽光，可以发现余像被精确掩蔽的亮度。持续时间、信息量和大脑对字母的记忆强度都可以被精确测量。由此可见，意识可以用极为精细且定量的科学来进行研究。
25、
我们想知道如何证明狗没有急于从穿梭箱逃生是因为反应和逃避电击之间缺乏偶然性，而与电击本身无关？我们又怎么证实动物是否真的知道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呢？
为了评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非偶然性与电击区隔开来，因此需要三组实验。第一组是可逃脱电击组（ESC），这组电击的停止取决于动物的反应。在我们第一个关于无助感的实验中，这些狗在吊床上学会了用鼻子按压面板来关闭电击。第二组与第一组受到的电击的时间、强度和模式完全相同，但电击不会因狗的反应而停止。
在这个不可逃脱电击组（INESC）中，电击的停止和狗的所有反应没有关联。第三组则完全没有受到电击。
第二天，研究人员对24只狗进行了穿梭箱逃生测试。我们发现第一组和第三组的狗在穿梭箱里十分轻松地学会了躲避电击，但在第二组里，8只狗中有5只没有躲避电击。重要的是，第一组和第三组的狗学习逃跑的能力是一致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二组的狗在吊床上认识到电击是否停止与自己的反应无关，当第二天在穿梭箱里受到电击时，它们同样认为电击是否停止与自己的反应无关。这种想法阻碍了它们从穿梭箱逃出去（“反应引发”），这些狗最终产生了习得性无助。
我们的第一篇关于习得性无助的文章概述了我们的认知理论，但意外的是，它竟然作为封面文章被刊登在了享有声望却又极端保守的《实验心理学期刊上。这篇文章只获得了一个批评：
“文中paralyse这个词通常拼为paralyze。”我们曾一度抱有一种错觉，认为习得性无助会被广泛接受，从此以后会盛行起来。但是学习理论家已经感受到日渐蔓延的风暴会对他们造成致命的威胁，所以他们团结一致，对任何形式尤其是在动物研究方面的认知理论群起而攻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我和梅尔第一次向一些著名的学习理论家阐述了习得性无助理论。斯金纳的得力干将理查德·J.赫恩斯坦（RichardJ.Herrnstein）反驳道：“你们的见解是让动物知道反应是无效的。动物只认识到了反应，除此之外，它们什么都没学到。”对行为主义者而言，动物是接收刺激并做出反应的机器，而不是拥有意识和思想的生命。
我们定义了一个维度并把它称为“对结果的控制”，只要一个结果在做出反应和不做出反应时出现的概率不同，控制就会出现。很明显，可逃避电击组的被试控制了自己厌恶的事件的一个方面（当电击发生时），不可逃避电击组的被试则没有。这是为什么我们进行三组实验，并将可以逃避电击的被试分为对照组和无电击组，这样也把不可控的因素分离了出来：如果未能在穿梭箱里成功逃避电击是因为学习上的不可控性，那么，如果不可控性已经被消除，但电击保持不变，被试没能逃避电击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我们假设不可控性是产生被动反应的有效成分，而可逃避电击组的被试之所以随后在穿梭箱里正常地躲避电击，是因为它们缺乏这种关键的学习成分。
将近50年后，当梅尔最终揭开了大脑的运作过程时，我们发现当时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梅尔发现无助并不是后天习得的，相反，这是哺乳动物对长期不良事件的默认反应。
我和梅尔在研究生院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检验习得性无助理论。但我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不是为了检验理论，而是为了减轻痛苦。因此，动物实验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它们能否减轻各种生物的痛苦。我确信我们在狗身上的所见所得的意义更为重大。所以我开始在吉姆·吉尔（JimGeer）的指导下学习变态心理学。吉尔是一名行为治疗师，他当时刚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我把我们对狗进行实验的事告诉了吉尔后，他到实验室来看这些狗。
“这些狗很抑郁。”吉尔告诉我。
“抑郁是什么意思？”我问吉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因此，除了理论测试，我们还做了两种实验来预测习得性无助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首先，受到能有效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影响，我们也希望从中可以获得关于预防方面的答案，也就是“免疫”。如果实验中的狗先学会了控制电击，然后受到不可逃避的电击，它们还会变得无助吗？在这当中，免疫发挥了作用：先让狗学会用鼻子推动面板来关闭吊床上的电击，然后给它们施加不可避免的足以让它们变得无助的电击，再随后，它们能很容易学会在穿梭箱里跳过障碍物以逃避电击。我们认为，这些狗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电击，于是不会放弃。它们对无助具有免疫力。其次，我们还在治疗方面进行了研究。如果一只狗在穿梭箱里束手无策，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治疗呢？我们从行为疗法中获得了一些灵感。例如，患有蜘蛛恐惧症的患者被迫忍受蜘蛛出现在面前，直到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们就被治愈了。所以我们决定让那些无助的狗知道自己能够控制电击。我们在穿梭箱里来回拖拽它们，让它们脱离被动承受电击的状态，让它们明白跑到箱子另一边是可以有效躲避电击的。经过几次拖拽后，狗狗们活跃了起来，并开始自发地行动起来。最终，每只狗都发生了变化，它们被治愈了。
26、
实验室里有一只雪白的长毛狗。我总是和它待在一起，因为我喜欢它，它也喜欢我。虽然我想收养它，但是我和梅尔所住的公寓不允许养宠物。所以在实验结束后，我们带着这只狗坐上了梅尔的那辆老爷车来到了费尔蒙特（Fairmont）公园，这座公园位于费城中部，大小与曼哈顿公园相仿，我们决定把这只狗放养在这里。但两周后，这只狗再次出现在我们的实验室，它被那些围捕流浪狗并将流浪狗卖给实验室的人捉到了。我不知道它经历了什么，但从此以后，至少每个月我都会梦到它一次。
对我们来说，用狗做实验很痛苦。我们都是爱狗之人，如果前人没有用狗来做实验，毫无疑问，我们也不会选择这个方法。我尽可能不用狗来做实验，而改用老鼠，然后用人来做关于习得性无助的实验，所得结果其实和用狗做的实验结果完全一样。我已经有40多年没有做过动物实验了，我一直都对动物实验有很多想法。
关于动物实验的伦理性，有三种类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感性层面的。做这些实验的感觉很糟糕，我一直非常不适应。当初用它们做实验时我就很畏首畏尾，时至今日，我仍然会纠结地想起它们。我仍然会梦见那只白狗，心中有对它的爱，也有内疚。
第二个问题是道德层面的。习得性无助实验的批评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有句话说得很好：“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文明的道德将从人类的道德圈延伸到动物身上。”动物和人类一样，同样应该得到同情和保护。在这种观点下，即使实验中的电击是轻度至中度的（我拿自己测试过，虽然会突然受到惊吓，但没有痛感），电击动物这一做法也的确是错误的。
我强烈反对这种道德绝对主义。对动物或人类施加痛苦是错误的，但并非绝对错误的。在一个价值观彼此冲突的复杂世界中，这仅仅是一种价值观。抑制抑郁症、自杀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蔓延是另一种价值观。对我和大多数人而言，减少人类遭受的痛苦更重要。这些都是很艰难的选择，尤其是当那些令人畏缩的因素是如此难以忽视，人们无法清楚地看到未来的时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在治疗和预防精神疾病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我将在后文中展开这些内容）告诉我，我们对未来的认知是极为精准的。
第三个问题是科学层面的。所有试图对人类行为做出推论的动物实验都必须与外在效度的问题相关联。这是一个至关重要，却又被忽视且极其棘手的问题。实验心理学的严谨性及其内在效度把我吸引到了这个领域。控制实验是内在效度的黄金标准，因为它能发现是什么导致了什么。火会使水沸腾吗？有了火，水就沸腾了；没有火（控制），水就不会沸腾。不可控的不良事件会刺激肿瘤生长吗？在老鼠体内植入肿瘤，然后给一组老鼠施加不可躲避的电击，给另一组老鼠施加同等强度但可躲避的电击，并将它们与没有受到电击的一组老鼠进行比较。受到不可躲避电击的老鼠，其体内肿瘤的生长速度最快。因此，不可躲避的电击会导致老鼠体内肿瘤的生长。
但这样的实验结果是告诉了我们人类癌症的起因，还是告诉了我们无助是如何影响人类的癌症的？这就是外在效度的问题。当非专业人士抱怨用白鼠和大二学生做心理学实验时，这便是在争论外在效度。这看起来轻描淡写，但其中包含着极大的不满情绪。人类与实验室里的老鼠有很大的不同，受到不可躲避的电击与发现自己的孩子在一次划船事故中溺水身亡有很大的不同，被移植到老鼠体内的肿瘤与折磨人类的、自然生长的肿瘤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即使内在效度完美无缺，即使有严谨的实验设计、恰如其分的精确对照组、足够大的数据范围来确保随机化，有无可挑剔的统计数据，我们也不能信心满满地推断，不可控制的不良事件会对人类的癌症产生影响。
我逐渐认识到建立外在效度甚至比建立内在效度更重要、更科学，但也更麻烦。理论心理学要求所有心理学学生必须修完有关内在效度的所有课程。这些方法论课程完全是关于内在效度的，而且几乎从不触及外在效度的内容，而且外在效度往往被一些无知的外行误认为是一种庸俗的科学。
数以百计的心理学教授，其谋生之计就是在教学中讲授系统的方法和统计数据，这些都是内在效度的标志，但没有人能通过讲授外在效度谋生。不幸的是，公众对基本的、严谨的科学适用性的质疑通常是有根据的，这是因为外在效度的规则还不甚清晰明了。
正如你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看到，我持续研究了很多年，我想知道在狗、老鼠和人身上的习得性无助实验是否具有外在效度，以及它们是否揭示了人类真实的无助。
其实，它们的确揭示了这样的无助。
所以，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坚定不移地做出同样的选择——用狗进行习得性无助的研究。
27、
我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刷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建系以来的纪录。
······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我都力求保持一名老派知识分子的状态。我始终致力于研究那些重大问题，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而且不仅局限于心理学或哲学领域流行的问题。我阅读广泛，从文学名著到惊悚小说，从历史文献到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在空闲时间，我会欣赏古典音乐，从威尔第到马勒。我始终在全力以赴地提升自己，永不停息。
我也很爱思考，勇于质疑。我了解了心理学中最基本的公认前提，并常常质疑如果这些前提是错误的，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那些需要捍卫的观点，我也会全身心地支持。
就像读博士时一样，我试图在短时间内把所有事情全部完成。我渴望一蹴而就，但太急躁冒进。我常常能找到捷径，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很难听得进他人的想法，一旦所听所闻恰好是我苦思冥想已久的问题，我的内心立刻天马行空起来。人们会认为我目空一切，我却认为这是聚精会神的副作用。我感到困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都不太喜欢我。
我雄心勃勃，早已知道自己的抱负是什么。彼得·麦迪逊的人格量表一直陪伴着我，我的抱负是成为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的伟人，始终被忠诚的学生和追随者包围。
我消极、烦闷。我所研究的学术问题都与无助、绝望、创伤、恐惧和抑郁有关。我总是很敏感，对各种事都充满批判精神，也总是能发现缺点。我的情绪也是如此：心急火燎、性情乖戾。
28、
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治疗领域，精神分析一直主宰着美国精神病学。这样的专制统治并不是一件好事。该领域始终秉承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以传统专制的欧洲权威教授为榜样，反对者被逐出这个领域。但是，堤坝已经出现两处裂缝，激流开始涌现。
一处是药物。20世纪50年代，偏执型精神 分裂症患者服用索拉嗪（Thorazine）后，他们的幻觉似乎消失了。抑郁症患者服用一种叫作丙咪嗪（Imipramine）的抗结核药物后，会再次开朗起来。焦虑的家庭主妇服用了安定后，看上去精神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另一处是行为疗法。这种疗法的创始人是沃尔普，他是一位来自南非的新移民，45岁左右，秃顶、好斗、率真、不落俗套，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这让我想起了机智的猫头鹰，而且它们都随时伺机而动扑向“猎物”。在精神病学方面，沃尔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沃尔普主要治疗焦虑症，专长是恐惧症。恐惧症患者极为害怕某些特定的对象，如猫、蜘蛛等。这些患者通常会接受精神分析学家的治疗，精神分析学家会探究患者童年时期潜在的、尚未解决的冲突，因为他们认为成年人恐惧的对象只是这种冲突的一个象征。在小汉斯（LittleHans）这个经典案例中，4岁的小汉斯在维也纳的一条街上看到一匹马摔倒了，于是他开始害怕马。弗洛伊德将此解读为一种恐惧，即小汉斯害怕的是父亲会阉割他，小汉斯把自己想象成了那匹倒下的马。在适当的引导下，小汉斯最终被治愈了。
弗洛伊德关于恐惧症的理论和他所有精神分析理论的关键在于都有一个前提，即一个潜在的问题会引起某种症状，就像一个潜在的螺旋体引起了梅毒的症状一样。沃尔普认为这是一派胡言。恐惧本身就是恐惧症。恐猫症患者并没有什么潜在的冲突，患者只是害怕猫，仅此而已。
于是，沃尔普着手去证明这个论点。沃尔普认为，恐猫症患者一定曾经在某个地方经历过创伤，而猫恰好那时也出现在那个地方。比如，可能患者的父亲在打她屁股的时候，猫也恰好与患者同处一室。根据经典条件反射原理，猫变成了引发恐惧的刺激物。如果沃尔普是对的，治疗方法就显而易见了——只要消除引发恐惧的条件，恐惧情绪自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治疗师把患者从沙发上扶起来，抱着猫给她看，但患者没有出现任何惧怕的神情，那么恐猫症就应该被治愈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咨询室里如果突然出现一只猫会引起患者的恐慌，恐惧症不会就此消失。但是沃尔普发明了一种方法，并称之为系统脱敏疗法。
刚开始进行系统脱敏治疗时，沃尔普会先让患者学习全身放松法，即放松全身的每一块肌肉。深度放松是一种与恐惧不相容的运动行为，当你放松时，你就不会害怕。接下来，沃尔普让处于放松状态的患者想象一个叫卡茨（Katz）的人，恐惧没有出现。然后，沃尔普让患者在脑海中想象“猫”这个词，恐惧依然没有出现。在患者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沃尔普一边不断地提高刺激物的等级，一边小心翼翼地确保患者没有出现恐惧，只是放松。之后，沃尔普让患者想象一只猫，最后，沃尔普把真猫带到了诊疗室，把它放在患者的身上。你瞧，患者的恐惧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种疗法真的很有效。沃尔普治愈了好几位患者，并由此证明精神疾病的症状就是疾病本身，而不是由某些潜在的冲突引起的。沃尔普治愈了患者的恐惧症，因而成了精神病学领域里最著名的“异教徒”。60多年后，系统脱敏疗法和随后的衍生疗法依旧是治疗恐惧症的首选方法。
29、（约瑟夫·沃尔普）
我和梅尔应邀而来介绍关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从我们第一次提到“认知”这个概念起，沃尔普就一直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在演示进行了大约10分钟时，他突然发难了：“有认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你们那些‘无助的’狗已经学会了一种抵触性的运动反应。在吊床上的狗每遭受一次电击，都恰好是在它安静的时候，这强化了狗静止不动的反应。在穿梭箱里，当电击持续进行时，它们依然安静地平躺着，是因为它们之前在吊床上保持不动时得到过奖励，所以它们会进一步强化处于静止不动的反应，直到电击彻底停止。因此，习得性无助完全可以用试错行为法则来阐释。＂
梅尔和我早就预料沃尔普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事实上，习得性无助正是梅尔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沃尔普一样，斯金纳学派对“无助”提出了一种“迷信”的解释。他们声称，狗在吊床上，电击的停止可能与狗保持静止状态有些意外的联系，而这种“迷信”的论调强化了保持静止与放松的联系。因此，在穿梭箱里，那些无助的狗保持静止，而电击最终停止了，这进一步强化了静止和放松之间的联系。所以，习得性无助不是由认知到行为与电击之间毫无关联引发的，而是由优秀守旧的斯金纳学派提出的“反应－强化学习”激发的。
“沃尔普，做个预测吧，”我大胆地说道，“想象一下，只有在狗静止不动时，我们才会停止电击。狗只要保持5秒钟的静止状态，电击就会停止。那么狗将会学到什么？”
“显而易见啊，狗会学会一动不动。”沃尔普 回答道。
“那么现在想象一下，我们把另一只狗和第一只狗拴在一起，同时电击它们，但电击是否停止与它们的反应无关。这一过程中，可能偶尔会有无法解释的配对产生，哪只狗的抵触性运动反应更强呢？”
“第一只狗。”沃尔普说。
在科学史上并没有多少决定性的实验，但这是其中之一。梅尔又设置了一个在吊床上经历可逃避电击的实验组：在这一实验组里，狗只有处于静止状态时，电击才会停止，这明显强化了保持静止状态的反应。认知理论预测这些狗不会在穿梭箱里保持静止，因为它们已经认识到自己可以控制电击，行为理论则预测动物会表现出对保持静止的抵触性反应，根据行为学家的说法，这是一种“无助”。
梅尔把实验结果告诉了沃尔普：这个小组中的所有狗都能轻易地跳过障碍物，在穿梭箱里躱避电击。习得性无助是一种认知性的反应，而不是一种抵触性的运动反应，即通过偶发的停止电击来强化保持静止的反应。证明完毕。
30、
约瑟夫·沃尔普举止优雅、谦和。会议结束后，他悄悄地拉我到一边，邀请我参观他的焦虑症病房，并向我展示他在诊所里所采取的行为疗法是多么有效。他引领着我，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精神疾病患者。
“看到刚走进男厕所的那个家伙了吗？跟着他进去。”沃尔普指示我。当时我们是在哈弗福德州立医院（Haverford State Hospital）的焦虑症病房里，沃尔普让我跟着进厕所的是一名中年男子，他穿着一身定制的深蓝色西装，打扮得非常鲜亮。
“他去小便时，你站在他旁边的小便池，也拉开拉链，然后盯着他看。”沃尔普指示道。我按照沃尔普的要求照做了。我站在那位先生旁边的小便池，拉开拉链，盯着他看。那位先生小便后，拉上拉链，往后退了一步，我也照做了这些动作。沃尔普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那位先生伸开双臂一把抱住他，眼含热泪地喊道：“你终于把我治好了！”
沃尔普告诉我这名患者有泌尿恐惧症。他不能在公共厕所小便，只有等到厕所里空无一人才可以，而在医院里，这样的等待可能要花15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只有空无一人，这名患者才可以小便，但如果有人走进来，他会僵住而无法小便。患者的同事都注意到他总是很长时间不在工作岗位上，于是开始八卦他总是待在男厕所里。
这名患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接受了系统脱敏治疗，从听见沃尔普说“尿”这个词时不再紧张开始，然后在更令他害怕的假想场景中逐步变得不再紧张。这名患者最最恐惧的其实是陌生人站在他的旁边并盯着他小便，但后来这名患者摆脱了这种恐惧。沃尔普断言，泌尿恐惧症并非源于潜在的冲突，需要解决的仅仅是对在公共场合小便的恐惧情绪。
我和沃尔普成了朋友，虽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不认同我在精神疾病方面的认知，但我们也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也正是沃尔普让我迈出了成为临床心理学家的第一步。
31、实验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皆为工具，只是解决更大的问题的方法。
32、
我和诺曼·梅尔（Norman Maier）长谈了一番，这次谈话令人难忘却又预示着不详。当时，诺曼正处于事业的鼎盛期，也是我敬仰的偶像之一。他将动物实验和临床治疗融合在一起，重新发现了“实验性神经症”（这最初是由巴甫洛夫命名的。老鼠学会了跳到左边或者右边的窗口觅食，但是最终这个问题变得无解了，因为它们不会始终跳到窗口上去找食物。老鼠通常在起点就不动了，并且很容易受到高分贝噪声引起的听觉性癫痫的影响。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像是在非创伤性病例的习得性无助。我对诺曼教授的夸赞滔滔不绝，他则面红耳赤，似乎不习惯被人表扬。
“你要多留神，”诺曼压低声音警告我，“从来没有人引用我的研究成果，我的学生现在都找不到工作，而你已经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你有所不知，那些学术机构中纯粹的实验心理学家其实非常鄙视我们这样的研究者。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尝试将实验心理学的成果应用到临床的行为，乃至整个临床心理学专业的存在，都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甚至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33、在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做教授
约翰·加西亚（John Garcia）是一名在放射实验室从事动物学习研究的特立独行者，曾发表过一篇两页纸的论文，但在发表后的两年里几乎无人问津。当我第一次阅读的时候，发现它确实写得很烂，于是我不得不读了三遍。尽管如此，这篇论文还是让我感到地动山摇，但直到我在课上讲授了这篇论文的内容，我才完全明白令我震撼的原因。
当我向学生讲述行为主义的历史时，我开始意识到加西亚的实验完全抹杀了行为主义是学习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的观念。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约翰·B.华生曾写道：“给我12个健康的婴儿和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环境，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养育他们，我可以担保，从这些婴儿中任意选择一个，无论他父母的才干、倾向、爱好、职业及种族如何，我都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他训练成以下任意一种人：医生、律师、艺术家、巨贾，甚至是乞丐或强盗。”
“巴甫洛夫和斯金纳，”我向我的本科学生讲述道，“他们狂热地相信‘等势学说’，即任何刺激与其他刺激及时配对都会产生学习行为。”
“等一下，马丁，”25年后成为《变态心理 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编辑的大二学生苏珊·米内卡（Susan Mineka）反对道，“这不可能是任何刺激。动物必须感知这种刺激并对其做出反应。”
“当然了，苏珊。但关键的一点是，这正是休谟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证的构成了‘白板说’的联想，”我一边继续说道，一边暗下决心要邀请这位绝顶聪明的二年级学生加入我的实验室，“正是大脑的这种灵活性，再加上掌握正确的经验，使得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天才、美国总统，或者成为一个偏执无知的人。”
34、
我决定通过讲述一则直击加西亚实验精髓的逸闻趣事来简化这个复杂的实验，这种讲故事和列举数据资料并行的方式，成了我教学和写作的标志。
我对学生们说道：“蛋黄酱是一种有艾蒿味的调味品，曾经是我最喜欢的调味酱。几个月前，我和妻子吃了一顿美味的菲力牛排配蛋黄酱。大约三个小时后，我开始反胃呕吐，后来越发严重，以至于我妻子不得不送我去急诊室打了一针。现在，我很讨厌这种酱的味道，只要一想到它，我就反胃。”
“奇怪的是，”我继续说道，“菲力牛排和妻子没有让我感到反感，在我反胃呕吐之前欣赏的歌剧也没有让我反感，只有蛋黄酱有这个效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经典条件反射，马丁，”一名学生回答道，“蛋黄酱的味道和呕吐匹配在了一起，于是这种味道让你反胃恶心。”
“这样的解释有什么问题吗？”
“有太多问题了，”康奈尔大学6年制直博项目的吉姆·约翰斯顿（Jim Johnston）大声说道，“首先，马丁只经过一次就产生了这种反应，而经典条件反射需要更多的配对。第二，在吃蛋黄酱和反胃之间有三个小时的间隙。我敢打赌，如果马丁给你的椅子通上电，并放出一种声响，三个小时后电击你的屁股，你根本就不会害怕之前播放的声音。第三，歌剧、牛排和呕吐也恰好匹配上了，但它们并没有让马丁感到恶心。更何况，马丁呕吐的时候离马桶座圈更近，但马桶座圈现在让马丁感到恶心吗？”
哇，约翰斯顿真是太棒了，我暗自思忖着。他说话一气呵成，完全没有停顿。我认为约翰斯顿一定会在10年内成长为美国顶尖的认知科学 家。“让我告诉你们关于加西亚‘双重分离’实验的全部内容吧，”我继续讲道，“加西亚在放射实验室工作，他用X射线照射老鼠，使它们感到胃部不适。而在受到X射线照射的前几秒钟，老鼠喝了掺有糖精的水，每舔一次，它们就会听到一声巨响。这是经典条件反射，对吧？甜味和声响都与不适配对了。后来，加西亚发现老鼠只讨厌甜味，但对声响完全无动于衷。
“加西亚想，也许老鼠只是没有注意到声响。于是，他又进行了一次实验，这次实验中的其他条件不变，只是把X射线换成对老鼠的爪子进行电击，这比X射线引起的不适更强烈。现在，老鼠开始害怕这种声响了，但它们仍然喜欢甜味！这说明它们还是能感知声响的。老鼠习得的是要选择‘正确的’条件刺激，不过这取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它们感到不舒服的事情。胃部不适会让老鼠习得对味道的恐惧而忽略声响，电击老鼠的爪子则会让它们习得对声响的恐惧而忽略味 道。”
学生们听完似乎都很困惑。“为什么？如果达尔文在的话，他会怎么评价加西亚呢？”我问道。
35、
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学导论课上第一次听到科林·皮登觉（Colin Pittendrigh）讲述进化论原理时，我深受震动。
······
学习本身是否会像眼睛和耳朵的构造一样受进化的影响呢？在哺乳动物进化的过程中，独特的味道预示着毒性和胃部的不适，而声音不是如此。那些能够忽略外部刺激并有选择地认识到味道与疾病相关联的动物，即使只有一次体验，就能够在未来避开这些味道，生存下去，并将认可这种选择的基因传递下去。同样，那些能够有选择地将声音与疼痛联系起来，并能忽略过程中同时存在的味道的动物，也拥有类似的生存优势。
“想一想学习本身的进化基础吧，”我对课堂上的学生说道，“凡是真实反映世界因果关系的学习都将受到青睐和选择。进化可能会使我们在几个小时内就把味道和胃部疾病联系在一起，也可能让我们不会把声音等外部事件和胃部疾病联系起来。”
我的助教梅雷迪思·韦斯特（Meredith West）和德鲁·金（Drew King）也开始发表各自的见解。他们一直在生物系研究鸟类。“不仅是哺乳类动物会有选择地学习，鸟类也以同样的方式学习唱歌。它们会有选择地模仿父母，而不是模仿陌生鸟儿。人类的语言亦如此。这是诺姆·乔姆斯基理论的核心，即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流工具。婴儿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是在模仿父母的语言。”
······
我加入了反对“白板说”心理学的战斗，这种心理学漠视物竞天择说，坚持认为大脑只是一个忠实记录各种经验的工具。
36、于我而言，理解人类的思想与在浩瀚的宇宙中寻找智慧生命是两项最伟大的科学追求。我选择了前者作为我毕生的事业，因为我的数学不够好；而萨根选择了后者作为毕生的事业，这令人肃然起敬。
“读读这本书，萨根，”我坚持说道，“它可能会改变你对真理的看法。”我把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那本《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递给了萨根，这本书当时在科学哲学领域尤为盛行。库恩认为科学更多的是关于范式，而不是绝对真理。他认为，在所有当代科学中，范式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问题，并让那些不应被质询的问题获得了保持沉默的特权。老一代相继故去，新一代随之而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对我而言，这相当符合心理学的特点。行为主义将内省一扫而光，现在的认知则彻底扫除了行为主义。
第二天早上，在萨根和妻子琳达的公寓里喝着浓浓的咖啡时，萨根对我说：“这本书讲的是伪科学，马丁。好的科学所做的绝对预测可以被求证或被推翻。好的科学是关于真理的，而不是关于范式的。关于太阳系的起源有两种理论：一种预测认为月球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埃，另一种预测认为月球表面是固体。明年我们就会知道确切的答案了。”
我们在教授俱乐部一起观看了登月的转播。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没有一脚踩进尘埃。“你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途径。”萨根言之凿凿。
37、我的学术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史蒂夫·梅尔和我发现，习得性无助是暂时性的：在遭受不可躲避的电击24小时后，动物们仍然保持着无助的状态；但一个星期后，动物们就会恢复过来，并能轻易地躲避电击。后来，我发现如果动物不止一次而是多次遭受不可躲避的电击，那么习得性无助就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而是会变成永久性的。
38、离开康奈尔大学，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
艾伯特·斯顿卡德和亚伦·T.贝克已经为我做了安排，让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系接触一些真正的精神病理学。斯顿卡德被人们昵称为“米奇”，我猜这是因为他那对像米老鼠一样的大耳朵。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有贝克这样的助手，斯顿卡德从精神分析学家那里获得了精神病学系的控制权。从那以后，他便一直忙于重塑这个庞大却又如散沙一般的院系。斯顿卡德下定决心，要在宾大构建一个基于研究的精神病学领域，于是我被视为一名合适的新兵，同时这也把我从失业和贫困中解救了出来。斯顿卡德给我提供了一个为期两年的精神病学住院医生实习机会，并且还找到了一位私人捐助者，即华盛顿社交名媛路易丝·哈珀（Louise Harper），她慷慨地捐出1万美元，解决了我在宾大的生活问题。我通过临床训练来了解精神疾病，并因此被授予一个奇怪而又冗长的头衔——精神病学客座心理学副教授。贝克担任我的导师，那年我27岁，他建议我蓄须，这样可以让我看起来与同龄人一样成熟。
39、
贝克和我每周都与首席住院医师伊戈尔·格兰特（Igor Grant）和迪安·斯凯勒（DeanSchuyler）碰一次头，从抑郁认知理论的角度来讨论我们的病例。抑郁源自对损失的思量，这是贝克在1967年1月率先提出来的。这些碰头会直接促成了5年后认知疗法的诞生2。
斯凯勒是我有史以来遇到过的最具洞察力的治疗导师。对于贝克所阐述的一些抽象概念，如“这是女人的一种无意识的想法，认为丈夫从来不曾回报过她”，斯凯勒能用具象的方式阐释清楚：“女人给了她丈夫一根巧克力棒，但她丈夫连一颗糖都不曾回赠给她。”我特别尊重他们各自不同的专业技能，因为在心理学的抽象世界里，这些技能实属罕见。
我的贡献是将当时的科学文献中提出的假设应用到所讨论的病例中。譬如，童年的无助感会导致人在无意识中出现一种想法，即认为自己是一名受害者和失败者。贝克因此借用了“西点军校橄榄球队”的比喻，自称“外线先生”，并把我叫作“内线先生”，意思是他的理论向外看得更远，我的理论则舒舒服服地蛰伏在学术圈里。
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始终认为自己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之人。
40、
经过两年的临床训练，在治疗和探究精神疾病的病因方面，我有了一种更开放，甚至是轻信的心态。1972年，在住院医生实习期结束之际，我认为大部分精神疾病的病因都是显而易见的。诸如有关不幸的经典条件反射、使人精神衰弱的无意识思想、习得性无助、不良的社交技能、恶性遗传以及神经失调等，都在引发精神疾病方面发挥了作用。新的认知和行为疗法看起来很有效，它告诉患者永远都不要嘲笑或忽视这种安慰剂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患者会渐渐丧失信心和希望，而接受治疗这一行为本身就可以给他们带来希望。通常而言，患者只是需要一个能予以鼓励、不带偏见的倾听者。因此，如果一名对此了如指掌的治疗医师还拥有不拘一格的医术，他就会做得相当出色。
但我也相信，与此同时还有一股深邃和神秘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而我们很难一睹其真容。
41、
我的研究方向最终确定为研究人类的精神疾病。所以，我开始在实验室里研究的习得性无助和诊所里接诊的抑郁症患者之间寻找联系。我曾经在5年前问过吉姆·吉尔“什么是抑郁症”，时至今日，这个问题有了答案，这个答案的精准性多少有些令人鼓舞，而且也让精神病学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亚伦·T.贝克在1961年推出的“贝克抑郁自评量表”正被广泛使用。该量表要求患者对抑郁症21种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0~3级的评分。在那时，这些症状被编入了对抑郁症的诊断手册，也就是后来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3）。这帮助解决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医院与医院之间的诊断结果无法达成一致。比如，在纽约被称为精神分裂症的疾病，在伦敦则通常被称为躁郁症。如果没有一致的诊断，就无法在治疗方面开展系统的研究。
抑郁症是一个很好的测试案例。在新的诊断手册中，抑郁症被一分为二。双相抑郁症，即躁郁症的特征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患者的情绪会在非理性的高昂万丈到极端的低落消沉之间交替变化。单相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则一直低落消沉，有以下9种症状：
· 感到悲伤；
· 对任何事都失去兴趣；
· 体重下降；
· 有睡眠障碍；
· 心理运动出现问题；
· 疲劳；
· 否定自己；
· 犹豫不决或注意力不集中；
· 产生自杀的念头。
吉姆之前曾经说过“这些狗很抑郁”，我所思索的是，如果习得性无助真的是单相抑郁症的一个模型，那么形式要件是什么？实验室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研究，它可以让人系统地探索何种药物和何种疗法可以治疗抑郁症。因此，我开展了一项研究，来明确药物与疗法之间的联系。最终，我发现习得性无助在实验中与9种症状中的8种有直接关系，唯一的例外是自杀和自杀念头。不可逃避的电击和噪声不仅引发了抑郁症，而且，尽管实验室里的抑郁症患者并没有遭到不可逃避的电击，但他们的举止犹如那些在穿梭箱里的狗一样，表现得很被动，完全丧失了自主认知能力。
42、实验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二者皆为工具，仅仅是解决更大问题的方法而已。这其中理应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尝试一番，我想展翅飞翔，去探索更深刻、难解的问题。
43、
“米勒怎么了，有什么烦心事？”我不解地问道。因为我极不愿意失去一位顶尖实验心理学家的支持。
“你关于可控和不可控电击、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电击的文章没有优先引用米勒的研究报告。要知道，尽管从未发表过研究报告，1956年，米勒可是作为阿洛·迈尔斯（Arlo Myers）的导师参与了这项工作。”杰伊说道。
我已经完全认识到习得性无助的重要性，而这番对话让我很丧气，但也发人深省。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史蒂夫·梅尔和我拥有习得性无助的研究主权（或至少还包括理查德·所罗门、拉斯·利夫或布鲁斯·奥弗米埃尔）以及三元设计法。我从未听说过阿洛·迈尔斯，在我后来查阅他的论文时，发现它们似乎并不适用于解释习得性无助。
但谁应该得到声望？谁拥有优先权?像米勒这样声名显赫的人都在担忧这些琐碎之事，这让我明白这件事情既很严肃，也颇为深奥。在科学领域，优先级已经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怨恨，造成了很大的矛盾，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而忽视了其他人。当有人没有引用我的研究内容时，我能想象自己会有多么愤愤不平。所罗门解答了我的疑惑。他知识渊博、豁达大度、思想丰富，总有一些好的想法，也有不成熟的想法。在每周四的午餐研讨会上，他都会一吐为快，鼓励我们也这样做。我决定要像所罗门一样，而不能走米勒那样的路。
我总是有很多奇思妙想，即便这些想法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是愚蠢的，我也从不害怕说出来与人分享。我错在不想让自己碌碌无为，而非追求真理。于我而言，所有权属于把想法落地的人，而不属于那些只想不做的人。我的想法总是喷涌而出，但不像其他人那样反复斟酌，我鼓励学生和同事把想法落地。当他们的研究成果论文发表时，由于我是最初给他们提出想法的人，他们会邀请我作为文章的第一作者或第五作者，我通常都会拒绝。我曾经在引证这件事情上犯了错误，但这通常是因为缺乏奖金的资助，而不是因为缺乏对其他作者的信任。我有时也会提出过分的要求，但这通常是为了推动想法落地，而不是为了拔高自己或为了一举成名。
44、
习得性无助照亮了一个维度，这个维度之前一直被行为主义压制着，因此学者无从进行研究，这便是个人控制的维度。控制不仅是一种认知，还是一种对未来的认知，这二者都是行为主义的禁区。自愿反应和结果之间存在一种偶然性，抓住了这个偶然性，就能够控制结果。因为可逃避电击组的狗控制住了电击，所以预期在未来也能控制电击。
狗想要控制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人类是否趋利避害呢？是否还想控制发生好事和坏事的概率呢？控制是否是一个根本动因呢？
“控制”在20世纪60年代的意思不同于50年后的意思。那时，这个词不是指个人层面的控制，而几乎完全是指政府或组织的控制。
当我们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德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时，我们被告知，我们对这个词的用法是错误的。在德语中，个体没有“控制”这一说，只有政府才有。但是，习得性无助随后掀起了一阵狂风。它关乎每个个体，关乎你和我，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并且应该控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
对1967年实验中的老鼠来说，控制无疑至关重要。这种生物在被捕获时，与那些自认为可以掌控实验室的人类进行了一场角力比赛，人类将灯光调亮，而老鼠则可以按下按键来改变灯光的亮度。第一天，老鼠走出照明范围，待在昏暗的灯光下，人类以为老鼠喜欢昏暗。所以第二天，人类把灯光调到选定的昏暗亮度，但老鼠再次与他们比斗，并将周围的灯光调成明亮的。总之，这只老鼠似乎不关心光的亮度究竟是怎样的，只是要控制头顶上的光。
不只是老鼠，老年人也是如此。
45、
在一所养老院的四楼，朱迪和朋友给47位老人举办了一场讲座。讲座的主题是“责任”，告诉老人他们自己决定如何整理房间、如何打发时间。每位老人还挑选了一株由自己保管和照料的盆栽植物。
在二楼，另外47位老人也参加了一场讲座，这场讲座强调的是这些老人能获得的好处。工作人员会为他们布置房间，并做好打发时间的规划。每位老人还可以得到一株盆栽植物，而且护士会照顾这盆植物。
朱迪和朋友决定对这些老人的行为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科技还不太发达，流行橡皮筋和纸夹，于是她们巧妙地把白色胶带粘在轮椅的轮子上，然后检测胶带的脏污程度。结果表明，身处四楼的老人更活泼、更健康，18个月后，只有7人（15％）去世；二楼的老人则有13 人（30％）去世。
朱迪和朋友认为，拥有控制权的人能保持基本的活力，而被剥夺控制权对原本虚弱的人而言可能是致命的。不过，请记住，上述实验只有两组，所以目前还不确定失去控制权是否意味着活力减弱。（一个严谨的实验还应该包括第三组，即没有参加过任何讲座的一组。）又过了30年，史蒂夫·梅尔才论证了之前结果的正确性。
46、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些有影响力的理论家逐渐讨论起控制，但我忽略了以下伟大的历史先驱：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皮科·德拉· 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人文主义思 想家伊拉斯谟（Erasmus）、神学家雅各布斯·阿明尼乌（Jacobus Arminius）、心理学家阿尔弗 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和哲学家培根、尼采。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很公正地评价以上6位的成就。
第一位近代先驱是罗伯特·怀特（RobertWhite），他在1959年发表了关于“本能”的文章。他断言，人类和动物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玩耍和探索的。这篇论文获得了广泛关注，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也曾被要求阅读这篇文章，当我投身到习得性无助的研究工作时，这篇文章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社会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Julian Rotter）提出了“控制点”的概念，指出有些人是“外在的”，他们相信环境或其他人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另一些人则是“内在的”，认为自己的生活是由自己打造的。这让社会心理学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但直到我们首次发表了习得性无助的实验成果之后，我才开始阅读这篇文章。
斯坦福大学的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教授是还在世的被引用最多的心理学 家，他提倡“自我效能”的概念。“效能预期”是一种信念，即你自己可以带来你想要的结果，“结果期望”则是相信你所渴望的结果会自然产生。他严厉地斥责我们没有做出这种区分，人为地把自我效能等同于控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查德·S·拉扎勒斯（Richard S. Lazarus）提出了一种认知评估理论。当一个事件发生时，生物体首先评估事件的后果（初级评估），然后询问自己是否有能力处理事件及其后果（次级评估）。拉扎勒斯“控制说”的重点落在应对处理上。
47、
到了1972年，习得性无助的概念逐渐流行起来。其他的科学家已经在大鼠和小鼠身上复制了这项实验，并且很快在金鱼、猫甚至蟑螂身上发现了习得性无助。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因为我希望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通用过程，但一开始，我担心我们陷入了一种奇怪的人－狗的服从模式，而习得性无助仅仅是一种特定物种的人为产物（回顾一下外在效度的问题）。
······
在研究外在效度的道路上，下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是让一些勇敢的人在实验室做习得性无助的真人实验。
我的想法得到了唐纳德·广户（Donald Hiroto）的回应。作为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广户建造了一个人类穿梭箱，这是一个大约1.2米长的两室设备。被试戴着耳机，一只手放在穿梭箱里，这时会听到一个非常响亮的噪声。如果把手移到穿梭箱的另一边，噪声就会停止，所以被试很容易学会了躲避噪声。在同样的情形下，广户在另一个房间重新设计了三组实验：所有被试都戴着耳机，其中一组人能听到噪声。但只要按下一个按鈕就可以让噪声消失。第二组被试的手被绑住了，无法关闭噪声。第三组则听不到噪声。第二天，在穿梭箱里，实验结果与用老鼠和狗所做的实验结果完全相同。第二组中，三分之二的被试只是被动地把手放在穿梭箱里，甚至没有试图逃跑。
广户是一名非常严谨的日裔美国人，也是我的第一个博士后学生。准确地说，他恰好是搭建外在效度系统案例所需要的那种研究人员。尽管他比我年纪大，但他坚持叫我“塞利格曼教授”，穿戴也比我讲究得多。
“塞利格曼教授，”广户说道，“让我们做一下真人实验吧，看看人类的无助感是否是普遍存在的。如果无法躲避噪声，他们是否会放弃解决认知问题？”之后，他真的就去观察了无助感在两个工具性任务和两个认知任务中的互换性。三组被试分别拿到了可解的、无解的的字谜和没有拿到字谜的零组。这些被试在第二天去了穿梭箱。结果，可解组和零组的被试都很好地避开了噪声。然而，在无解组，有三分之二的人只是被动地坐在那里，甚至没有试图躲避噪声。同样，这一表现也会削弱人们解决认知问题的能力。
48、
内容才是重中之重。物理学和化学在成为基础科学之前，就已经有了各自的工程学。物理学预测了日食、潮汐和炮弹的发展轨迹。炼金术发明了药物和颜料，即使它不能用铅来制造金子。因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知道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相比之下，心理学从未有过工程学，它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的发现和发明，因此，心理学的“基础”是不扎实的。这就是学习理论让我深感困扰的地方，因为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训练不是任何事物的基础。
由于我找到了自己的“声域”，我会选择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心理学主题，然后深入挖掘，找到它们的元素。
49、“声域”是一个术语，指歌手能稳定发出的最低音至最高音的范围。声域是你真实的“嗓音”所在之处，你可以以此拥有一个长久而健康的职业生涯。
50、（1975年）
当时，我获得了古根海姆学者奖学金，并被聘为莫兹利和贝特莱姆皇家医院精神病院研究所（Institute of Psychiatry of the Maudsley andBethlem Hospitals）的客座教授。我去英国的主要原因，是想在世界一流学府学习和了解临床心理学的更多知识。这些机构都拥有辉煌的历史：除了“疯人院”这个词源于贝特莱姆皇家医院（Bethlem Royal Hospital）里疯狂的囚犯行为之外，莫兹利是培养顶级精神病学家的摇篮，而精神病学研究所则是这颗皇冠上的宝石，是英国年轻临床心理学家的研究中心和培训中心。
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是这个日益庞大的中心的负责人。艾森克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正直善良、才华横溢、智勇双全。1916年，艾森克出生于德国。上小学时，老师告诉他们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战中出卖了德国，尽管艾森克不是犹太人，他还是写了一篇论勇气的文章，写的是犹太人获得了德皇威廉勋章。此后不久，他在课堂上公然对抗一名纳粹主义信徒，他的老师偷偷地告诉他尽快离开德国。告别了父母，艾森克搭乘火车悄悄离开了德国，最终来到了英国，却被视为可疑的德国流亡分子，因此无法找到工作。
在伦敦大学，艾森克与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爵士一起获得了博士学位，伯特爵士是研究智商遗传可能性的主要学者。不久以后，艾森克就卷入了一场相关的争论。他提出了一种涉及神经过敏症和内向性格的人格理论，并希望获知这些人格类型的起源。但那个时候是激进环境主义的全盛时期。
在某种程度上，人格源于我们周围的环境。这是美国理想（人人生而平等）和苏联理想（“苏维埃人”的创造）一致认同的唯一信条。随着纳粹优生计划的实施以及德国的战败，研究基因成了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艾森克不是纳粹的支持者，他赞助了对包括智商在内的一系列人格特征的双胞胎研究。不断有数据显示，性格是高度遗传的，智商更是如此：几乎在所有性格特征上，同卵双胞胎都比异卵双胞胎相似得多。此外，被收养的孩子与他们养父母的相似程度远不如养父母的亲生子女。这项研究成果让左翼媒体指责艾森克是法西斯分子。他经常在公开演讲中受到诘问，甚至遭到攻击。艾森克无所畏惧，他认为听众有不同的争论是很正常的，而且他相信真相终将大白。
51、
难道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不仅是他们的眼睛颜色、身高甚至智商，还有个性、希望以及梦想？我怀疑由于遗传的原因，父母和祖父母所擅长的活动，诸如养育、战斗、游说、发号施令、引诱或偷窃，我们也擅长。离婚这件事也具备高度可遗传性，离异的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有可能离婚。可遗传的全球性人格特征包括吝啬、随和、欲望、忠诚、滥交。没有离婚基因。进化只选择次要的基因，主要是提高繁殖成功率和生存能力的实用特征，如美丽、侵略性、智慧、速度和力量等。这些特征只会简单地沿着构成它们的基因沿袭到下一代人身上。基于这个观点，卡尔·荣格（CarlJung）在他的“原型”理论上并没有犯太大的错误，而艾森克主持了一个研究项目，使得我们更接近人类动物的本性，而非激进环境主义的教条。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艾森克说：“性格的来源可能不仅仅是基因和环境。”他身材高大，身姿挺拔，一头褐色的卷发，一双蓝色的眼睛引人注目。他看上去更像45岁，而不像一个60岁的人。他字斟句酌，但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流露出其抱诚守真的品格，他待人热情洋溢，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之风让我深深为之折服。
“你对星象有什么了解？现在有一个小道观点。
“占星术？”我不解地问道。我们开始谈论另一个争论点。
“新式占星术。把这个拿回家，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一看，”艾森克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我一份厚厚的文件，“米歇尔·戈克兰（Michel Gauquelin）和弗朗索瓦丝·戈克兰（Françoise Gauquelin）谴责传统的占星术是不科学的，在我看来，他们做的研究还是颇为严谨的。这个打印出来的资料表明，我们可以从一些著名的法国人出生时所处的特定行星的位置来预测他们未来的职业。运动员和好战的军人分子在出生的时候，子午图上面往往有火星；演员（木星的个性）的子午图有木星；科学家和医生（寡言的内向者）的子午图有土星。不仅是法国人，比利时人也如此。”
我把那厚厚的一堆材料带回了旺兹沃思的家里，并做了数据统计分析。这些数据证实了艾森克所言。几周之后，我在伦敦南部克拉珀姆（Clapham）一家精致的餐厅与艾森克共进晚餐。我告诉他，我没有发现材料中有任何不妥之处。
“但这其中的原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和能力，”我说道，“助产士的手对婴儿的影响远远大于遥远星球的无穷小力。影响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原理？我们甚至没有关于重力的原理。”艾森克反驳道。
我凑上前去反驳时，因为脑袋离蜡烛太近了，居然把头发点着了。克丽连忙用杯子里的水浇灭了火焰。这让我感到很尴尬，我的头发烧焦了，好在没有受伤。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关于新式占星术的论文，我相信艾森克也没有发表过此类文章。然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宇宙中所蕴藏的秘密比我们这些渺小可怜的科学家所能探测的要多得多。
艾森克在莫兹利医院的地位如神一般。他所扮演的角色我以前从未见过，但这塑造了我的未来。我的父母希望我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人，一个能深入科学问题本质的天才。我不是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也不是维特根斯坦那样的哲学家，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够聪明或不够深邃，还因为这事关“声域”。只研究一个单一的问题，并探究到底并不是我想要的。相反，我开始意识到，我好像有点“创业”的倾向，这与学者的标准心态相去甚远。我能一针见血地发现一个需要重构的基本问题，然后钻研下去。习得性无助在刺激－反应－强化的学习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开始将动物心理学推向认知领域。先备学习占据了环境保护主义的主导地位，我们试图将其推向一个更加重视进化的方向。我之前很喜欢为了崭新的基础理论亲自上阵，但我现在希望让我的学生和同事一起来盖成“这座大厦”。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自1942年起开发核武器计划的代号。——译者注
52、S.J.杰克·拉赫曼
在他悠然自得的外表之下，我感觉他有过一段痛苦的过去，是个曾到过地狱的人，回到现世时尽管伤痕累累，却更加坚强。
53、杰克向我介绍了一些罕见的、毫无对策的恐惧症病例：一名患有植物恐惧症的失明女性和另一名恐惧所有褐色物品的女性。这种恐惧症的严重性导致这两名女性足不出户，以免遇到任何植物或任何褐色的事物。她们对这些东西的恐惧与事物本身在进化上的危险性无关，因为植物和棕色的巧克力在进化过程中似乎是非常无害的。但她们的恐惧症一直都没有好转，而且对治疗非常抗拒。我们虽然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但渴望找到准备和恐惧的边界条件，如果它们是谬论的话，我们甚至想去推翻这个理论，所以我们发表了论文《毫无准备的恐惧症：做好准备》（Unprepared Phobias: Be Prepared）。
54、
我获邀去牛津大学心理学系做一场讲座，主题是关于习得性无助作为抑郁症的一个模型。
······
我逐一讲述了从在实验室观察到的8种习得性无助的症状与9种抑郁症的症状的对应关系。同时，我陈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实验室里的抑郁症患者无法躲避噪声，并且在面对认知问题时很轻易就会放弃，即使在没有任何无助因素的诱导时也一样。考虑到这样的关系，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无能为力时，他就会变得抑郁和无助。在演讲的最后，我提出，在实验室中得出有关习得性无助的治疗和预防策略，应该运用于指导治疗和对抑郁症的预防上。这就是我那场中规中矩的演讲的内容。
······
约翰·蒂斯代尔的年轻牛津讲师已经被安排好提问了。我知道他是艾森克和拉赫曼最重视的学生，据说非常博学，是一名执业的临床医生，还是一个尖锐批评习得性无助的人。
当蒂斯代尔走向演讲台时，听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于塞利格曼教授的观点，我是多么希望能和你们一样满怀热情啊。”蒂斯代尔用一种短促的英式口音开口说道，“但我做不到。”
接着，蒂斯代尔开始严厉批评我的观点。“第一，”他说道，“' 假设一名被试在无助实验中遇到了无法解决的认知问题，他可能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我太笨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是‘讨厌的实验者操纵了一切，让问题无解＇?抑郁症的症状通常包括不自信，并且伴随着自卑，而不是相信存在操控者。”
“第二，什么时候是暂时性的无助，什么时候是普遍性的无助呢？一名无法躲避噪声的被试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只是实验室的一个把戏，在实验室之外或者在其他时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或者，他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抑郁症患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无助的。这种无助的模式并没有告诉我们，抑郁症患者的思维和正常人的思维之间的关键差异是什么。”
“简而言之，就像他否认行为主义者一样，塞利格曼教授也没有公正地看待人类对无助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是如何成为抑郁症及其治疗关键的。塞利格曼教授理应更好地熟悉归因理论。蒂斯代尔总结道。
我听到这番言论后目瞪口呆。蒂斯代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理论的核心疑点，比我所能表达的更为清晰明了。
“我认为蒂斯代尔博士所言极是，”我回答道，“这些反对意见很正确，我确实不了解归因理论。因此，我想邀请蒂斯代尔博士与我合作，在必要时共同完善习得性无助理论，或者更好地精进这个理论，使它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抑郁症的治疗。”
蒂斯代尔当时正期待我做出什么巧妙的辩解，但很显然，他听到我的这番话后非常惊讶，然后他回复道：“我接受。”就这样，蒂斯代尔和我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合作。
55、朱迪·加伯（Judy Garber）
朱迪与我们不同，她有社会心理学的背景，知道我们这些临床和实验心理学家所不了解的归因理论。她督促我们阅读相关文献，然后引领我们进行关于归因理论的讨论。朱迪的教学和学识让我惊叹不已，但我对归因理论并不感兴趣。“归因”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这里指的是一个人自我解释一个事件的因果，这个理论来自朱利安·罗特的“控制点”理论。罗特指出，当一个糟糕的事件发生时，一个人要么将其归结为内在原因（“我应该受到责备”），要么归结为外在原因，比如一个事件、环境或者其他人（“他想抓我”）。当面对不可躲避的噪声或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一个人可以把他的无助归因于内在原因（“我是有缺陷的”），也可以归因于外在原因（“这个该死的问题是无解的”）。我们认为，那些把失败归结于内在原因的人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没有自尊，而那些把失败归结于外在原因的人则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迄今为止，这一理论得到了诸多验证，但它仅仅是回应蒂斯代尔批判的一个出发点。
蒂斯代尔希望能够进一步获知无助感何时会持续存在，而不是消失；无助感何时会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反应启动”）。朱迪给我们指出了伯纳德·韦纳（BernardWeiner）改进归因理论的方向，即归因不必局限于内部或外部。原因可以被认为是暂时的（“我宿醉了”），也可以是永久的（“我智商低”），可以是特定的（“我不擅长玩字谜游戏”），也可以是普遍的（“我永远无法解决我的问题”）。
为了回应蒂斯代尔的问题，我们重新制定了关于抑郁症的无助理论，从而体现出人们对产生无助感的原因的思考方式。把问题归结为内在原因的人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没有自尊，归为永久性原因的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很无助，归为普遍性原因的人在身处各种状况之下都是无助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如果这成了一种惯性，这种思维方式可概述为“抑郁的归因风格”，是内在的、永久的、普遍性的坏事件：“这就是我，它将永远持续下去，它将把我所做的一切都摧毁。”这种类型的非抑郁症患者在遇到挫折时，会比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更容易抑郁。我把这种类型称为“悲观主义”，并假设它是抑郁症的一个风险因素，就像吸烟是导致肺癌和心脏病的风险因素一样。
蒂斯代尔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作为合著者共同发表了这一理论。我的工作形成了一种模式：在出现错误的时候，我不会一味地固守防御。我承认已经出版发行的作品存在漏洞，如果可能的话，我也会进行修订，甚至放弃一些错误的观点。我试着和批评我的人合作，而不是一味地与他们抗争。不像百老汇的那些演出，受到批评就意味着失败，在科学领域，批评是取得进步的关键。我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维特根斯坦那个绝佳的例子。维特根斯坦的第一本书是建立在逻辑原子论基础上的。他曾向罗素吐露心声，说他在书中已经“解决了哲学的所有问题”。在他风风雨雨的职业生涯中，他开始意识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单词可以与世界上的逻辑原子相对应。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他收回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单词的意义仅限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而不是它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虽然我认为维特根斯坦有些自命不凡，但他对改变自己思想的开放态度正是知识进步的超级典范。
56、富人区伍德赛德（Woodside）很适合骑马，蜿蜒的小山把斯坦福大学和太平洋分隔开来
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庄严地坐落在加州斯坦福市的一座漫山遍野都是橡树的山顶上，与世隔绝。自从20多年前成立以来，该中心一直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向往的学术之地。
······
研究中心有40多名同事都住在这里，其中一些人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耀眼的人物：沉默寡言且温文尔雅的吉姆·赫克曼（Jim Heckman）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南·基奥恩（NanKeohane）后来成了韦尔斯利大学的校长，之后又担任了杜克大学的校长；经济学教授玛丽娜·惠特曼（Marina Whitman）离开研究中心后担任了通用汽车的财务副总裁，工资提高了10倍之多。
贝丝·洛夫特斯（Beth Loftus）那时刚开始研究目击者证词和性侵犯指控中的记忆缺陷，她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关于对记忆的看法的调查问卷，从而开始了我们新一年的研究工作。“我们所有的记忆是都储存在大脑的某个地方吗？”
我的回答引起了争论：“我认为我们几乎没有储存任何记忆。我是一个桥牌玩家，按理说，我见到黑桃皇后这张牌的次数起码有50多万次了，但她具体长什么样我始终很模糊。她当然是黑色的，但她戴着皇冠吗？带着节杖吗？我不知道。你甚至可以给她戴上一条珍珠项链，而我也不会注意到这其中的差别。”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院大厅一层的男厕外面，”我继续说着，“有一块巨大的青铜牌匾，用来纪念艾伯特·M.威尔逊（Albert M. Wilson），他是19世纪一位著名的黑人看门人。我曾给学院大厅里的男性做过一个小测验：‘谁是艾伯特·M.威尔逊？’尽管每天数次路过这块牌匾，但没人能认出这是谁。记忆被高估了，而且计算机存储是一种错误的记忆模型。与任何机器设备不同，我们‘储存’的东西也许只是其中的要点。”
57、
我来到研究中心，和朋友戴夫·罗森汉（Dave Rosenhan）共同写一本关于变态心理学的教科书。W.W.诺顿（W.W.Norton）是纽约一个有钱的出版商，他向我们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在5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先拿到10万美元的预付金。这是我从写作中获得的第一桶金。罗森汉和我花了数百个小时来讨论变态这个话题，而我也花了数百个小时待在小小的阅览室里，不时俯瞰着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市景，然后继续阅读和写作。于我而言，关于抑郁和焦虑的部分毫不费力，因为我已经整整思考了10年之久。但其他部分则很吃力，身心障碍便是其中之一。我读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学作品，但仍然不能更好地理解。不过，关于性的那个部分，我有所感悟，所以我大胆地提了一个关于性障碍的新理论。在教科书中出现任何新的理论都是不合时宜的，但我还是把它放进去了，并在以后的版本中进行了修订。我认为，性发育有5个层级，每个层级都可能出错。层级越深就越难改变。
第1层，也是最核心的一层，是性别认同：认同自己是男人或女人。在孕期的第三个月，就会产生性激素，如果激素分泌不正常，便会出现变性的结果：感觉一个男人被禁锢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反之亦然。
第2层是性取向：是被同性吸引还是被异性吸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激素有关，但在妊娠期稍晚时候才会增加，从而产生神经解剖学上的结果。
第3层是性偏好：让你产生性冲动的部位（如乳房、臀部、脚）和事物（如疼痛、孩子）。这些都是在童年晚期或青春期早期习得的。
第4层是性别角色：典型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这是通过童年经验和成年经验习得的。
第5层是性表现：性交的恰当性。在成人世界中，这一层随时可能受到破坏。
这些深度不同的层次暗示着在治疗中改变它们的难易程度。对于第1层和第2层，我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是很难改变的，而性偏好、性别角色和性表现则比较容易改变。我仍然相信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据我所知，它从来没有走出教科书，应用到性研究或临床上。
58、
我和研究中心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孤独者”。但是，一群人为了实现一个单一的目标聚集在这里，这个群体最后改变了我。在我看来，这些人来自“科学丛林”中没有名气、没有威望的那个领域，那就是应用社会科学，而身处实验心理学的狭小世界里的我甚至没有听说过他们。
他们的目标是围绕老龄化过程找寻一个新的领域，并使之受人尊敬。我仿佛初识他们一般，问道：“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个研究老龄化的领域吗?”
对于我的提问，他们如联排炮一般的回答让我心神不安。首先，他们说心理学包含所谓的发展心理学，但是“发展”仅指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孩子，几乎不包括青少年，更不包括中老年人。这种狭隘性依赖一个可疑的假设，即人自童年后不会再有多大的变化。他们认为，成人的发展是兼具连续性和更重要的变动性的时期。我在研究中心的一年和个人生活经历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然后，他们认为，主流社会科学很明显采用了一种过于简化和有误导性的方法。主流的常规方法是实验性的和横向的方法，但实验室方法遇到了外在效度的棘手问题。
“马丁，你真的相信吗？无法躲避嘈杂的噪声而甘愿放弃的反应是否和母亲面对孩子的死亡、失业、强制退休的反应一样？”即便他们对我相当礼貌，不愿意与我发生正面争执，我也有足够的想象力来质疑自己的研究工作。
他们认为横向方法是错误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我完成的所有实验都是横向性的；我们研究了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时间片段，并假设它会延续到下一个时间片段。但老龄化是一个质疑连续性的领域。它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可能会发生变化，而你早期发现的东西可能不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不变。
我的新同事认为，研究横向是偷懒的捷径，这可能导致完全错误的结论。假设你想知道老龄化对钱的感知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假设你对三个年龄段的人做一个横向研究：1915年、1930年和1945年出生的人。结果颇为清晰，最年长的群体最担心钱，而最年轻的群体最不担心钱。你得出的结论是，对金钱的担忧程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
但这错了！1915年这一群体中的成员在经济大萧条来袭时正处于青少年的成长期，而1930年和1945年出生的人则是在经济越来越繁荣的时期进入青少年时期的。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不是年龄效应，而是群体效应，这不是由年龄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一个人进入青春期时碰巧所处的历史时刻决定的。
另一种方法要好得多：以一项纵向研究反复测试年龄相同的人。随着1915年出生的人逐渐变老，他们在金钱上的不安全感并没有改变，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金钱的担忧也可能有所减轻。纵向研究无疑比横向研究好，但研究成本高得惊人，而且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想象一下，持续跟踪几百名1915年出生的人50年，并试图说服他们每十年都接受相同的问卷调查，这得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最后，也就是他们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出生的人现在是占主导地位的纳税人，他们希望国会资助一项技术，告诉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变老，并拥有更好的身心健康状况。
因此，这个研究老龄化的群体聚集在研究中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建立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领域，吸引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加入，如果可能的话，为刚刚成立的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 NIA）提供支持。
59、
我可能应该多注意苏珊娜处处留情的情况，因为在我不知情的时候，她已经成功向山脚下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沃尔特·米歇尔（WalterMischel）示好了。米歇尔以其独创的棉花糖实验而闻名遐迩，他是一位风度翩翩、富有的维也纳移民，也是一位现代绘画的收藏家。不到一年，米歇尔就为了苏珊娜离开了妻子，而苏珊娜也为了他离开了我。
在挥手作别研究中心之际，我家破人离、心如刀割，但我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获得了成长。在那里的一年，我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实验心理学家，获得了坚定的信念，我认识到控制得当的实验是获取真理的捷径。毕竟，没有其他方法能如此完美地解析出原因。同时我也深信，实验室里的实验耗资巨大：实验室里可用的变量缺乏活力，而且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总是无法令人信服，这一点时常让人不胜其烦。我那些上了岁数的朋友让我相信，在实验室之外进行的纵向研究方法，即对大量人群进行长期观察，具有更好的外在效度，而且为纵向研究开发的统计方法也可以在研究过程中细化原因。在这种实验中，研究真实的人类，而不只是小白鼠和大二学生；研究真正的结局，譬如离婚、抑郁、癌症，而不仅仅研究实验室里的类似物；研究真实的人类在自然栖息地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
此外，除了研究痛苦，还要研究幸福。
60、
到了1980年，我已经是一个38岁的单身汉了。我离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后，接着被那个我为之抛妻弃子的女人抛弃。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我有一种失落感和内疚感，觉得自己是个傻子。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悲哀难挨，没有刻意地减肥就瘦了十几公斤，并且很难集中精力工作。
我感觉不到任何创造力，但我并没有完全被击垮，我继续坚持着。我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领导着大型研究团队，而在研究中心见识到的那种新的研究方法也让我获益匪浅。我开始迈向新的愿景。我知道自己不是孤立无援的，也并非前途黯淡，不管怎样，我告诉自己，我在33岁的时候就已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职心理学教授，我很可能是该校多年以来最年轻的教授。我的研究重心正从枯燥无味、耗费脑力的实验室实验，转移到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的复杂性的纵向研究当中。
61、克里斯托弗·彼得森
彼得森是个大块头，身高两米，体重超过100公斤。他顶着一头浓密的乱发，有着宽广的心胸。他可能还算不上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但他是一名人格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并且就是他创造了调查问卷这个东西。
“彼得森，”我说道，“我们需要一个用来衡量归因风格的测验。我们可以试着要求人们在人格化、永久性和普遍性三个维度来评价假设的好事和坏事，并试着预测谁会患上抑郁症。”
“你是真的不知道怎样编制测验吗，马丁？”彼得森耐心地说道，“概念正确只是第一步，马丁。你不可能跨过所有的路径，从概念直接跳到预测某件事情。你首先必须创建许多项目内容，并证明它们是‘可靠的’，彼此有关联的。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剔除那些无用的项目内容。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以及大量的人力、财力。
“接着，你必须重新让被试做测验，以证明测验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几个月后被试给出的答案应与以前大致相同。这就需要耗费6个月的时间。只有这样，你才能测试‘有效性’，即归因风格与抑郁症存在关联。最后，你可以努力抓住靶心，也就是预测的有效性，即归因风格实际上能够辨别谁现在没有抑郁，但将来会变得抑郁。总之，这是一项乏味的工作，你不能以你惯有的接近光速的速度来推进它，马丁。”
62、
经过两年的研究，我们发布了归因风格问卷（ASQ）。它包含12个精心筛选的问题。其中一半是关于坏事件的，如你无法完成老板布置的所有工作；另一半则是关于好事件的，如你突然变得富有了。你要生动地想象这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然后写下感受，以及你觉得是什么导致了这件事。例如，你设想了“一个差劲的老板”要求员工永无止境地工作的情景，然后在关键的三个维度上对这个假设的原因打分：
当测试的数据源源不断地涌入时，彼得森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人们在谈论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像在回答一份关于假设事件原因的问卷时那样，做出相同的归因？”
我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只是隐约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外在效度的问题，就像问智商测试是否真的能预测现实生活中的明智决策一样。所以我们让被试用300个词来描述他们最近经历的最糟糕和最美好的事情。例如，一个年轻人可能会说：“我的女朋友是个非常喜怒无常的坏女人，她把我甩了。”事实证明，在300个词中，人们通常会做出三个因果陈述。
接着，我们把这句话转述给了评分者，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的其他陈述，也不知道这个人在归因风格问卷中的结果。评分者会给“我的女朋友是个非常喜怒无常的坏女人”打分：人格化1分，永久性2分，普遍性4分。幸运的是，人们对真实事件做出的自发归因与他们对问卷中假设问题做出的归因非常相似。
63、
彼得森编写了一本评估自发性真实归因的手册，并称之为“逐字解释内容分析”（CAVE），这样其他研究人员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真实话语进行评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彼得森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用来评估那些不愿或不能接受问卷调查的人的归因风格，比如体坛英雄、CEO、总统和已经去世的人。
通过使用归因风格问卷，研究小组询问那些轻度抑郁的学生，探询是否有着我们所预想的对坏事的想法（“是的，它会永远持续下去，它会破坏一切”）和对好事的想法（“不是的，它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消失”）。研究结果最终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猜测：抑郁的学生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和坏事就是这样思考的。
我们采用儿童归因风格问卷（CASQ），对三到六年级的孩子进行了平行测试，发现抑郁的儿童和抑郁的成年人拥有相同的悲观想法。
到此为止一切都进展得很好，但我不知道的是，我现在与抑郁症领域的无形力量——组织化的精神病学，有了极深的冲突。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幕后的力量，我试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斯顿卡德的善意支持下，竭力去创造未来。我发现，精神病学院系长期处于破产状态，没有那些捐赠给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金，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以及所有主要的医学院都需要求助于美国国会才得以维持运转。如果没有巨额的研究经费，再加上还有惊人的57％的税收，医学院的教员将不得不放弃大部分研究项目以避免破产，只能转而依靠治疗患者来赚取资金。可是，人们选择某些著名的医学院是看中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他们精心护理患者的态度和方式。1946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精神健康法案》，成立了NIMH，开始扶持精神病学的发展。
但这个本意不坏的举措很快就招致了误解：尽管有“健康”二字和成立章程，但到20世纪70年代，NIMH已经完全沦为对精神疾病的研究，实际上，它在2016年把自身使命正式定义为“理解和治疗精神疾病”，而对精神健康只字未提。你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一种单纯的语义，但它实际上是一种行业通用的花招，因此一本关于积极心理学的书必须与之正面交锋。
什么是精神健康？从当时主流的医学的角度来看，精神健康只不过是没有精神疾病。因此，如果你没有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或DSM-3中其他300多种精神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那么，你的精神就是“健康的”。依我之见，精神健康远比没有患上精神疾病重要，它包含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投入 （engagement）、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意 义（meaning）和成就（accomplishment）（合称为PERMA）。没有患上精神疾病并不能保证精神健康，精神疾病也不能完全排除精神健康。积极心理学的大主题都是关于这种健康和幸福的，而不是关于如何避免疾病的。当然，在20 世纪70年代，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但NIMH忽视精神健康的行为给科学和经济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64、
我们从精神病学系请来的合作者是莱斯 特·卢博斯基（Lester Luborsky），他是精神障碍治疗方面的专家。卢博斯基是一位被困在精神病学系的心理学家，因此注定要在一场永无止境的筹款斗争中耗费自己的一生。卢博斯基研究了心理疗法的具体细节。他问道：“临床治疗师说了什么？患者的反应如何?”
彼得森告诉我和卢博斯基：“我们发明了一种分析语言的方法，可能会有所帮助。”对我来说，分析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废话就像身陷一个进退两难的沼泽，但对彼得森来说不是这样。
“在问卷调查项目中，我们通过观察人们在填写问卷时是否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来验证测验的有效性。因此，我们设计了一种方法，将一个人的每个因果陈述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并对其悲观程度进行评级。所以当一个人说‘她离开我是因为我不值得爱’，这个原因就是内在的、永久的、普遍的，充满着悲观。这种想法会导致一时的悲伤，从长远来看，如果是一种归因风格，这可能会导致抑郁。”
卢博斯基和我听明白了，于是我们联手研究并记录了第一个案例。Q先生22岁，患有重度抑郁症。他已经接受了200个疗程的精神分析治疗，在其中9个疗程中，他的情绪剧烈波动。我们从这9个关键疗程中提取了63个陈述，Q先生谈及了其中一个糟糕事件并给出了原因。4名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评分者，在1~7的范围内对每项原因进行了人格化、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评分。根据极端情绪转变的确切时刻，两名治疗师对这些谈话的录音进行了评级。
举个例子，Q先生说：“我很烦恼（糟糕的事情）……我一再比较，她比我强，比我更聪明（原因）。”4名评分者均认为：这是内在的（Q先生在“一再比较”），这是永久的（“再一次”……“她更强，更聪明”），而且是普遍的（它受到了整体性的伤害）。正如理论预测的那样，Q先生当时的情绪陡然低落。
我们把评出来的分数与Q先生的说法进行了对比，“我对你（糟糕的事情）感到生气……这简直就是你的凭空想象，试图让现实符合你在行业中使用的术语（原因）”。这里的评分者也同意彼此的观点：这是外在的（治疗师），是永久的（治疗方法），而且是特定的（仅在治疗过程中）。Q先生的情绪并没有像理论预测的那样发生改变。
于是我们遵循了NIMH不成文的规定，开始研究患者，并与精神病学部门合作。我们还去了医院，测试了已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对照组，发现抑郁症患者具有我们预测的解释风格，精神分裂症患者则没有。这些发现并没有重大意义。也许抑郁症导致了这种悲观的风格，或者更无关紧要的是，也许抑郁症的诊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悲观情绪的存在。用术语说，这就是“同源方差”（commonmethod variance）。如果我们找到了抑郁症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关联，这种悲观的风格应该在抑郁症发作前就出现了，而且这种风格应该能预测谁会在糟糕的事情发生后变得抑郁。（更深远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能改变这种风格，我们能治愈抑郁症吗？）
65、
测试因果关系花了我们和许多研究人员数年的时间，但这种预测基本上已经成型了。测试这一点的基本方法是对大量人进行跨时间的观察，即纵向研究。在“时间1”中，研究人员测量了抑郁和解释风格。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抛弃了“归因”这个模糊的形容词，并开始称那些有抑郁解释风格的人为“悲观主义者”。然后，研究人员只等待了几个月或几年，便对二者再次进行测量。在此之后较晚的时间内，即“时间2”，该理论预测，悲观主义者会比没有这种悲观风格的人更加抑郁，在“时间1”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抑郁症的存在。数十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悲观主义者患抑郁症的风险至少比非悲观主义者高出了两倍。
检验这一理论的另一种方法是等待现实中发生糟糕事件，然后看看在面临同样的糟糕事件之际，悲观主义者是否比非悲观主义者更容易抑郁。这个方法被称为“自然实验”。我的“徒孙”杰里·梅特尔斯基（Jerry Metalsky，琳恩·艾布拉姆森的学生）主持了一项特别令人信服的自然实验。随着学校心理学导论专业的本科期中考试临近，梅特尔斯基询问学生们会对什么样的成绩感到满意或不满意。他还测验了学生们在期中考试前的解释风格和情绪。结果发现，有53名学生最后的成绩令人失望。而在这53人中，悲观主义者比其他人更加抑郁、沮丧。
66、“逐字解释内容分析”（CAVE）
“我们没有时光机，这真是太糟糕了，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回到经济大萧条前，测试那个时代女孩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格伦·艾尔德（Glen Elder）总结道。那时我在海德堡，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老龄化小组成员开会。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我，我不仅喝了他们的“迷魂汤”，还参加了他们的聚会。艾尔德是著名的家庭社会学家，尽管他已白发苍苍，但童心未泯。那天下午，他讲述了一篇关于史上最长的纵向研究的论文。这项研究始于经济大萧条之前，当时来自伯克利的孩子们接受了采访，并接受了有关优势和劣势的测试。这些孩子们现在大概80岁了，仍然在和研究人员合作。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几乎所有人的家庭都破产了。这些孩子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有些人的家庭挺了过来，但更多人的家庭没能挺过难关。艾尔德推测，那些悲观的女性被压垮了，她们的健康状况也随之恶化；而乐观的女性重新振作了起来，健康地步入老年。“我们确实有一台时光机，艾尔德。”清晨5点，我一边敲着他卧室的门，一边喊道。层层迷雾已经从我眼前消失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彼得森发明了什么。艾尔德睡眼惺忪地打开门，我冲了进去，解释了彼得森的新方法。“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采访中，用CAVE来分析他们的悲观程度。你把与之相反的东西叫作什么？是乐观主义吧？我想我们同样能够用CAVE来分析乐观程度。”
我们做到了，时光机也运转了。我们分析了那些尘封已久的采访记录，发现年龄较小的底层女性是悲观主义者，年龄较大的中产阶级女性则有着与之相反的解释风格。作为奖励，我们发现了一些关于如何获得解释风格的东西。1970年，这些现在已经是祖母的妇女和她们已经进入中年的孩子一起接受了采访，我们对这两组都采用了CAVE方法进行访谈。解释风格在母亲与孩子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但父亲与孩子之间的相关性则不那么显著。由此，我们发现，人们可以通过听母亲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坏事，然后模仿她们，从而习得她们的解释风格。
67、
“马丁，抑郁的人比不抑郁的人更悲观，但谁是对的呢？”劳伦·阿洛伊问我，“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世界，也许抑郁的人恰好看到了世界的 真正面目。”
劳伦接着说道：“琳恩和我计划在实验室里测试这一点。”殊不知，这个看似纯真无邪的想法和她们的发现点燃了抑郁症领域的火焰，时至今日，这一火焰仍然在熊熊燃烧。
在这场实验中，你会发现自己坐在实验室里的一个灯泡前，在你面前有一个按钮，劳伦会指示你判断自己对灯的控制权有多大，从0到100％:有时你按下按钮，灯就亮了；有时你什么也不做，然后灯就亮了；有时你按下按钮，什么也不会发生。你继续这样，试着算出你有多少控制权。实验人员已经设定了实际可能的控制量。当你有100％的控制权时，当且仅当你按下按钮时，灯才会亮。当你有50％的控制权时，按下按钮后，灯亮的概率是不按按钮时的两倍。当你没有控制权时，无论是否按下按钮，灯都会以相同的概率亮起。
令我们惊讶的是，无论是抑郁症患者还是非抑郁症患者，当他们有一定的控制权时，他们的评估都相当准确。巨大的差异发生在没有控制权的时候。抑郁症患者此时的回答依然准确：“我没有任何控制权。”而非抑郁症患者会夸大自己的控制权，“我有35％的控制权”是他们完全失去控制权时的平均答案。
在我自己患上抑郁症的那段时间里，亚伦·T.贝克和所有的认知疗法都告诉我，我的悲观想法并没有扭曲现实，并没有将事情想象得比实际情况更糟。也许我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在爱情上一败涂地，但在工作中大有斩获。也许我很悲伤，但也很明智。多年以后，我有机会用这一点儿智慧换取更多的幸福，正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之际，我很高兴自己做到了。
68、“我早就告诉过你”是词典里最让人不爱听的句子之一。
69、
希望与我一起研究“控制”课题的新一代年轻科学家团队逐渐组建起来。
“这正是我所向往的毕生事业。”彼得·舒尔 曼（Peter Schulman）说道。那时我正在教变态心理学课，在宾大的每个300名本科生班中，通常只有成绩最好的两三个学生才能拿到A+。除了授课，我还自愿为A+学生提供职业辅导。
舒尔曼是其中一位拿到A+成绩的学生，他主动请缨来做我的志愿者。“我不想拿博士学位，我只是想帮助您实现愿景。”就这样，舒尔曼成了我的研究协调员，最终管理着一个由50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和数笔几百万美元的项目资金。在我的科研生涯中，他是我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即便到了2018年，舒尔曼依然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分子，如果没有他，我应该在数年前就隐退江湖了，因为我无法如他那般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与官僚们唇枪舌剑；在利益对峙中平息矛盾；一丝不苟地编写没人看的进度报告；负责与伦理委员会进行交涉；蹚过政策的泥沼，只为帮助我快速开展科研项目。
70、
我收到了一份神秘的邀请，去波坎蒂科山 （Pocantico Hills）的洛克菲勒庄园，参加大型保险公司的高端年会。杰克打电话给我，让我接受这份邀请，我照做了。那次会议的场面之大让我印象极深。除了保诚集团的CEO乘直升机前来参会外，其他参会的CEO纷纷乘坐豪华轿车莅临会场。
我主持了一个小型的小组讨论会，大都会保险公司的CEO约翰·克里登 （John Creedon）和我成了朋友。克里登当时听得非常认真，并问我悲观的人是否在工作中更容易失败。他告诉我，他无法忍受公司里的悲观主义者，每当他想要有所创新的时候，这些悲观主义者就会加以阻挠。克里登还提到，他的销售人员正成群结队地离耿，大都会保险公司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巨大雅题。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CEO，这让我受宠若惊。克里登的谦逊和求知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周后，我刚从办公室回到家，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一位保险推销员，我意识到这一点后，马上挂断了电话。在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他该怎样应对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给克里登写了封信，问他大都会保险公司是如何让销售人员对拒绝习以为常的。他打来电话，邀请我去纽约好好聊一聊。
“马丁，我们每年录用50000名新推销员，”约翰说道，“一名新员工的培训成本是5000美元。在第一年，就有一半的人离职；三年后，80％的人离职。几乎没有人能承受不断遭拒的处境。”
“那么，你是如何挑选推销员的呢？”我问 道。“我们有一份被称为职业规划的问卷，里面设置了很多问题，比如‘你想挣大钱吗’‘你喜欢参加聚会吗’‘你是否有很多亲朋好友’。如果通过了这份问卷，我们就会录用这个人。你之前曾提到过，你设计了一种测试悲观情绪的方法。我想知道，你的这个方法是否可以用在我们的甄选过程中？”
“它确实预测了谁会在面对挫折时变得沮丧，即我们所说的悲观主义者。因此，也许只有乐天派才能无视被拒后所产生的挫败感。”我大胆地回复道。
“那么你是否愿意把它用在我们的销售队伍上？我们付钱给你。”
之后，舒尔曼和我开始进行合作了。首先，我们发现，在归因风格问卷上，顶尖的销售人员比业绩最糟糕的销售人员要乐观得多。当然，可能是他们取得的成功让他们更乐观，而不是他们的乐观使他们更成功。
就这样，大都会保险公司展开了一项纵向研究课题，这其中共包含三个小组。第一组是通过了职业规划问卷后录用的普通销售人员，一共5000名。在被录用之际，他们也接受了归因风格问卷的调查，因此我们能够基于他们的乐观程度来追踪他们的销售情况。第二组是被录用的大约100名销售人员，他们其实并没有通过职业规划问卷，在归因风格问卷上也表现得很糟糕，但是经理们认可他们，并认为他们有很大的销售潜力。第三组是被录用的140名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他们既没有通过职业规划问卷，也没有得到经理们的认可。如果没有这项研究，第三组的这140人是不会被录用的。
我们对他们的销售情况进行了三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在第一组中，乐观主义者的保险销量超过了悲观主义者。我们还发现，那些只得到经理们认可、在问卷测试中表现不佳的销售人员都一败涂地。最引人注目的是，极端乐观主义者超越了所有人，三年之后，他们仍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最终，大都会保险公司采用了归因风格问卷作为招聘销售人员的常规方式，并向我支付了版税。“我有钱啦！”我在电话里对母亲大声地喊着。
71、
我第一次涉足体育界，是因为很多运动员出现了习得性无助的反应机制：认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都没有用，这种想法会破坏他的自发性反应。他总是认为自己不必大费周章，省省力气，去做点轻而易举的事。因此，悲观的个体遭遇失败后不会像以前那么努力，比平时表现得也更糟糕。
“我们应该把谁放进接力赛名单里啊？”1987年时任美国奥运游泳队的教练员诺尔特·桑顿（Nort Thornton）和卡伦·桑顿（Karen Thornton）给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惨痛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仅按照常规把游得最快的选手放进接力赛名单里是行不通的。”接力赛一般在个人单项比赛之后进行，有些时候，一名游泳运动员，甚至是泳池巨星，如果在单项赛事上失利那么在接力比赛中也会表现得非常糟糕。你能否预测出，如果在单项赛事上失利，谁会就此一蹶不振，谁会及时调整好状态呢？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了苏珊·诺伦－霍克西马（Susan Nolen-Hoeksema），她是耶鲁大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那时刚刚加入我的研究团队。我的朋友耶鲁大学教授鲍勃·斯滕伯格（BobSternberg）曾私下给我写了封信，他认为苏珊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她后来成了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全职教授）。苏珊小时候做过心脏手术，所以我觉得她弱不禁风，但她实际上有着钢铁般的坚毅品质和不屈不挠的职业风范。
“您曾用归因风格问卷成功预测保险推销员的表现，”苏珊说着，“所以让我们也用归因风格问卷来预测奥运会游泳运动员的成绩吧。悲观主义者可能会像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保险推销员一样，在失败后溃不成军，而乐观主义者可能在失败后仍然斗志高昂。”
在苏珊的帮助下，教练们为参加1988年韩国汉城奥运会的美国代表队队员发放了归因风格问卷。教练们要求队员全力游出他们最好的成绩，但他们的速度还是比最好成绩慢了些，这非常令人失望。每个队员都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游了一遍。正如预测的那样，悲观主义者第二次游泳的速度比第一次慢了1％，乐观主义者则快了1％。诺尔特和卡伦在首尔奥运会上使用了这种方法，结果美国队在接力赛中大获全胜。
72、
在教练的要求下，美国奥运会游泳队队员都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问卷调查。但大多数的体坛英雄、职业篮球运动员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投手都没有接受问卷调查，所以莱维奇决定根据报纸体育专栏的内容，使用CAVE来获取他们的解释风格。这项工作真的极为枯燥，需要在整个赛季期间每天阅读数十家全国性和地方报纸的体育专栏，并提取和评估球员的每一个因果陈述，但莱维奇最终完成了这项任务。
针对棒球投手，比尔·詹姆斯（Bill James）利用他浩瀚的知识库，准确地收集了我们所需要的统计数据。我们预测，在紧张的比赛中，悲观的投手会比他们平时的表现更糟糕，而乐观的投手会比平时的表现更好。因此，莱维奇引用了大联盟投手的资料，完成了一份CAVE概要文档，然后在接下来的赛季里在比分接近的最后三局比赛中，观察他们的投手责任得分率（ERA）。我们发现，悲观的投手在比分接近的最后一局比赛中的表现更差（他们的ERA上升了），乐观的投手则表现出相反的情况：他们在比分接近的最后一局比赛中的表现更好（他们的ERA下降了）。
我们接着尝试预测职业篮球比赛。我们选取了NBA的两支球队：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和我们的家乡球队费城76人队，我们把两支球队在第一个赛季的所有体育专栏上的资料都做了CAVE分析，发现76人队是悲观主义者，而凯尔特人队是乐观主义者。然后我们观察了下一个赛季的表现，并且相比于詹姆斯的棒球统计数据，我们有了一个更好的工具：每一场执法NBA比赛的裁判员。当一个人在篮球比赛中下注时，他会试图打破“底线”，即那些裁判员预测球队输赢的底线。举个例子，凯尔特人队的总体实力好于纽约尼克斯队，在两队的一场比赛中，裁判员可能会预测凯尔特人队将以8分的优势获胜，这就是底线。如果你下注了凯你特人队，为了赌赢，你必须赌他们会超过底线，也就是说他们会赢不低于9分的分数。
这条底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目标，因为它考虑了所有已知的优势和劣势，比如主场优势或者受伤球员的劣势。然而，它并没有考虑到球队队员的情绪是悲观还是乐观的。所以我们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乐观的凯尔特人队在经历过失败后会斗志高昂，并一举击破这条底线，而悲观的76人队则会在失败后溃不成军，突破不了这条底线。结果表明事实真的如此。
在阅读几百个小时的体育专栏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实。对于凯尔特人队和76人队，我们不需要那么辛苦地工作。只要对教练进行CAVE分析就足矣了。凯尔特人队的教练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76人队的教练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此，也许球员从教练那里习得了他的解释风格，而仅了解领导者，通常就能预测追随者的表现。
73、
我的研究项目的另一个重大进展与癌症和无助有关。来自医学界的乔·沃尔皮切利（Joe Volpicelli）和马德隆·维桑泰内（Madelon Visintainer）加入了我的研究团队。沃尔皮切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维桑泰内是犹他州立大学的一名兢兢业业的护理师，她的目标是使护理成为一种基于研究的学术职业。他们二位都认为，无助感会造成身体虚弱，而掌控感则会增强体质。我收集了越来越多的奇闻逸事，在这些奇闻逸事中，无助的患者会突然意外死去，这与拥有掌控感的乐观患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战胜了所有的困难，无论面临何种可怕的预测，他们都生存了下来。但奇闻逸事并不代表科学：它们可能被过度夸大了，即使如实地报道了，也可能涉及许多其他不受控制的因素。因此，维桑泰内和沃尔皮切利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老鼠实验，利用三元设计来测试无助感和掌控感是否会影响肿瘤的生长。
三组老鼠分别经历了可逃避的、不可逃避的电击和没有电击的体验。但在这之前，每只老鼠的侧腹都被植入了一个已知致死率为50％的恶性肿瘤，以此观察肿瘤的生长情况。在没有受到电击的老鼠中，50％的老鼠没有罹患癌症，而50％的老鼠患上了癌症并死亡。在那些受到不可逃避电击的老鼠中，只有25％的老鼠没有罹患癌症，75％的老鼠死亡。在那些受到可逃避电击的老鼠中，结果是相反的：75％的老鼠没有罹患癌症， 只有25％的老鼠死亡。
我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论文。正是这篇论文，让我跻身这个久负盛名的学术之地。我这一生的“安打率”（论文被顶级期刊发表或获得资金拨款）大约是0.333。对棒球投手而言，这是个不错的水平，但对科学家而言却不是。相比之下，我的同事，鲍勃·雷斯科拉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他的“安打率”是1.000。据我所知，他的任何一篇论文或一笔资金拨款申请都从未被拒绝过。
74、（曼迪，研究生）
那一天秋高气爽，我们坐在实验室大楼外的一张红木长凳上讨论她的研究项目。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我甚至还能回忆起坐在那张粗糙的木条板凳上的感觉。曼迪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耳边：她有一口英伦腔，说话精致优雅、抑扬顿挫，足以抚慰人心，一点儿都不像我所知道的那些牛津和剑桥哲学家那样。她说了半句话，然后耐心地等待我说完下半句。她请我做她的导师，我也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我偷偷查看了曼迪的入学档案。她毕业于坎特伯雷市（Canterbury）的肯特大学，获得了社会心理学学士学位，她的GRE考试成绩是我有史以来见到的最高分。关于这个分数，我曾问过曼迪，她告诉我，她不记得是否曾参加过GRE考试，只记得在去考试中心的路上遇到了车祸，由于脑震荡，她如梦游一般考完了GRE。曼迪强调，也许在以选择题为主的考试中获得高分源自遗传。她的父亲在全英注册会计师考试中拿到了全国最高分而一跃成为人生赢家，逃出了他的家乡，来到了伦敦。
之后，曼迪给我讲了一小段她的故事。她对此总是有所保留，差不多30年后，我还能陆续听到更多的故事片段。17岁时，她坐在伦敦的一家咖啡馆里，意识到自己会来美国。她后来考入肯特大学，并获得了奖学金。她告诉导师，她想去美国，而导师告诉她：“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去美国的。”
“像我们这样的人”正是曼迪不想成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弥漫着无助和被动，国力日渐衰落。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学生，她看到了这一点，而我作为伦敦莫兹利医院的访问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我从我的英国邻居们在水暖工没有赶到或邮件没有送达时表现出的那种禅宗般的宽容中看到了这一点。曼迪从她的朋友甘愿领取失业救济金中看到了这一点。她在肯特大学学习社会心理学时听说了我和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引起了曼迪的共鸣，这个理论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她所看到的周遭一切，她知道自己注定要在这方面展开研究，并打听到有一个申请奖学金并来美国学习的机会。
“我不是那些‘像我们这样的人’中的一分子。”这是曼迪在申请资料中所写的。她最终获得了这笔奖学金。她先是和琳达·史密斯（Linda Smith）一起在印第安纳大学学习语言心理学，琳达是宾大的博士生，之前担任过我的助教。琳达告诉曼迪应该去宾大研究生院深造。于是，曼迪回到肯特大学完成了她的学士学位，并被宾大录取攻读博士学位。
曼迪当时在研究饮食失调和节食。她梳理了世界各地的文献，发现厌食症和暴食症只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文化中，这类文化有三个特点：女性追求苗条，大量女性会有意节食，女性的抑郁程度是男性的两倍。在那些不刻意追求苗条的文化中，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女性节食的情况，并且男性和女性的抑郁比例一致，基本不存在厌食症和暴食症。她推测，对女性来说，不切实际地追求苗条导致了饮食失调：女性过度节食，以期望达到理想体重，脆弱的女性则会罹患暴食症和厌食症。女性因对身材的烦恼和因未能实现违反自然规律的苗条，这二者造成的抑郁症比例是2:11。这个理论在接下来的10年里被广泛引用，在我认识的所有心理学家中，曼迪是唯一一个没有回《纽约时报》电话的心理学家。
75、
“你快乐吗？”那是一个下雪天的晚上，壁炉的火光洒落在我们的身上，曼迪一脸天真地问道，我的恼怒则让她大吃一惊。
“多么愚蠢的问题啊！”我厉声说道，但马上换成教授的语气，“快乐？这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称它是一种神话般的状态，成人把它归于儿童，儿童把它归于成人，生者把它归于死者。‘快乐’这个词被如此众多的人、如此多的意识形态使用，以至于变得毫无意义。这不是一个可行的想法，你不能在它上面做科学研究，更糟糕的是，你不能围绕它来生活。从弗洛伊德开始，心理学渐入佳境，在他之前的叔本华告诉我们要忘掉所有关于快乐的事情。这就是成功的人生。”
曼迪凝视着我。她面如止水，却胸有成竹地只说了一个字：“错。”
76、曼迪问我是否快乐，而我对她厉声斥责了一番，因为这个问题让我恼火。但我确实注意到了一个变化：我现在更多地思考生活中积极的可能性。在遇到曼迪之前，我几乎所有的情感思考都是关于如何最小化自己的痛苦、如何安抚愤怒的同事、如何激励成绩差的学生、如何调理我松弛的身体或者如何缓解自己的抑郁。我那时认为，即便完全解决了所有问题，这一切也只是个零。而现在，我发现自己会思考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幸福：花更多的时间和曼迪在一起，在后院建个玫瑰花园，多听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做做烘肉卷，多打打桥牌。我不知道“快乐”是什么意思，但我能够区分我的生命是花在修正错误上还是花在建立正确的生活上。建立美好的生活而不是纠正自身的缺点，让我捕捉到了变得更快乐的生活秘诀。
77、
梅莉萨·亨特（Melissa Hunt）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她在第一年做了一项关于幸福的研究，而不像其他学生通常围绕抑郁症做功课。我承认，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我对幸福没有什么热情，梅莉萨询问过我原因。我让她回想一下菲尔·布里克曼（Phil Brickman）对22名彩票中奖者的经典研究。起初，他们的幸福指数上升了，但几个月后又回落到之前的水平。
“幸福不过是卡布奇诺咖啡上的泡沫。我想研究的是泡沫之下的浓缩咖啡，抑郁、焦虑和愤怒就是浓缩咖啡。”我告诉梅莉萨。但她并没有被我说服。
我断断续续地治疗患者已经超过15年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当你帮助患者摆脱了他们所有的悲伤、焦虑和愤怒时，治疗就成功了。“我们在生活中所能期望的最好的事就是不要受苦，把我们的痛苦尽可能地限制在接近于零的程度”是弗洛伊德的格言。我虽然不是临床医学家，但我有时的确做得很好，在治疗结束时，患者都不再纠结于负面情绪。但我有过快乐的患者吗？
没有，从来没有。
大家曾经一致认同，幸福不仅是指没有烦恼和忧愁。除了痛苦和解脱，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治疗和理论。最本质的是，生活包罗万象，而我的生活更是如此。
78、
我在理查德·派因（Richard Pine）的办公室找到了自我。派因当时30岁，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虽然很年轻，但他已经是曼哈顿著名的文学经纪人了。他很瘦弱，已经秃顶，尤为好奇科学如何揭示人类的精神世界。经派因之手出版的小说都能成为畅销书，那时他正在寻找科幻类的以及可以充实读者精神生活的非虚构类作品。我的朋友丹·奥兰（Dan Oran）是一名小说家，也是我们红红火火的大都会保险公司测试事业部的经理，他促成了我与派因的这次会面，而且他告诉我，人们得“拼杀”一番才能见到派因。派因之前读过我的一些文章，所以我们细致地讨论了习得性无助。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和任何经纪人有过沟通和交流，他对心理学知识的理解深度让我深感惊讶。他喜欢习得性无助所涉及的包括身体健康、运动、寿命和商业成功的话题范围，但对我所有作品背后的悲观、沮丧、无助和焦虑的消极基调感到不安。
“你得出一本书，马丁，”派因说道，“一本关于乐观主义的书。”
“但我没有从事过乐观主义的研究啊，”我一边准备起身告辞，一边本能地反驳道，“我主要研究悲观主义。”但我不禁想到了老鼠、狗和那些从不屈服于无助的人。我不禁想到那些受到了可逃避电击的老鼠，它们甚至比那些压根儿没有受到过电击的老鼠更能战胜肿瘤。我不禁想到那些在经历挫折后游得更快的游泳运动员。我不禁想到那些在经历挫折后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睿智的人，以及那些克服悲惨、贫困的童年，走向成功，甚至享誉世界的人。我不禁想到，我的患者需要更多的方法，而不仅仅是那些对抗抑郁或焦虑的方法。我不禁为自己对曼迪“你快乐吗”的粗暴回答感到后悔，并回想起我在曼迪筑起的小窝里寻觅到的巨大安慰。
79、
“人们会对这样的内容非常感兴趣，我希望你能写一本关于乐观主义的书。”派因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喃喃自语地说着。正是在这一天，我明白了何为“经纪人”，就这样，派因成了值得我信赖的经纪人、顾问和挚友。
派因对我提出的挑战重新唤醒了我的思考：为什么消极因素会如此沉重地打击我们的心智?为什么我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关于悲观，而不是关于乐观的；是关于恐惧，而不是关于勇气的；是关于失败，而不是关于成功的；是关于悲伤，而不是关于快乐的？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NIMH的重点是研究精神疾病，而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它的资助。但是，隐藏在消极后面的那种致命力量，远比单纯的投资更深邃。
原罪，一种在我们内心深处认定自己是堕落的、灵魂是腐烂的教义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卑鄙低劣和自私自利的理论，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美德、牺牲和慷慨有什么吸引力？仅仅是自私的幻想、脆弱的防御，就足以弥补潜在罪恶的现实吗？弗洛伊德为什么说我们一生中所能期待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痛苦?为什么新闻受制于“越血腥，越抓眼球”的原则？为什么受害者心理学几乎垄断了政府的资助资金，而把追求幸福的研究工作留给了个体？
答案如出一辙：恶的影响远大于善。在实验室里，即便你正确地解决了10个问题中的9个，你依旧会记得解错了的那个。
为什么？
首先，人类是生活在恶劣天气下的动物。形成人类进化的最新地质时代是更新世，即饥荒、冰雪、洪水、旱灾肆虐的冰河时期。什么样的灵长类动物能在冰河时期存活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能让大脑相信“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相信明天依旧会美好”？这样的大脑其实早已被明天的“冰雪”碾碎了。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大脑已经习惯认为“今天或许看起来是美好的一天，但明天就会有麻烦”。在一个充满危险、损失和不公正的世界里，偏执狂、抑郁症患者和焦虑症患者可能拥有巨大的生存优势。
人类的心智犹如人类的舌头那般。舌头的默认模式是在口腔内不停转动，直到它找到一个牙洞，然后开始担心这颗有毛病的牙齿。舌头不会去寻找一颗完好的牙齿，然后细细品味它的完美。舌头是用来发现问题和错误的。心智的默认模式是在你的生活中不停巡逻，直到它发现一个可能会引爆真正麻烦的问题。然后，它就会锁定目标，并盘算着如何避免这个问题。总之，心智并不是为了庆祝生命而展开进化的。
其次，消极的人有一种紧迫感，而积极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感觉。危险、损失和侵害往往不期而至，并被期望能够迅即处理。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一个浪漫的夜晚或者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所带给人的刺激，都不及一场火灾警报所带来的刺激。
虽然悲伤、恐惧和愤怒肯定会带来进化上的好处，但它们的代价是高昂的。如果在现实中明天将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为明天天气不好的可能而焦虑就会让自己无法享受好天气。如果现实中的损失不是很严重，那么总是保持阴郁的心态就是愚蠢的。如果现实中的其他人是可以信任的，那么保持偏执的心态便是自我毁灭。
结论是，悲观的心态不需要提倡，也不需要教导。人类不需要被灌输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世界充满了损失、危险和非法侵入。与鸡尾酒会上的闲聊相反，悲观主义既非明智亦非繁复。它只是人类的默认模式，正如将在第26章讲到的，它很可能是哺乳动物的默认模式。悲观主义来得容易、自然。如果你真的生活在一个比更新世更好的世界，并且想要享受你这一类物种历尽千辛所换取的繁荣，那么你必须摆脱消极。什么需要教导，什么需要培养、支持和辩护，这才是乐观的世界观。派因是对的，这个世界需要一本关于乐观主义的书，于是我开始写。
80、
这本《活出最乐观的自己》给了我将习得性无助和解释风格的基础研究与生活相结合的自由。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突破：第一，我发布了为成人和儿童设计的问卷，并鼓励读者参与测试，给自己打分，了解自己的悲观和抑郁程度；第二，我提出了基于实证的锻炼方法，让成人和儿童做这些练习，这确实能增强乐观情绪，缓解抑郁。
反驳悲观的想法是学习乐观主义的核心技巧。一位母亲发现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自己都会对孩子不停地咆哮。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糟糕的母亲，这种解释使她处于罹患抑郁症的风险之中。她要学习实事求是地反驳这样的想法。在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她会在心里默念自己很快乐，帮助孩子做家庭作业，耐心地倾听孩子遇到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活出最乐观的自己》采用了认知疗法的技术，这种疗法适用于极度抑郁的人，也适用于所有人。
这本书会带领读者一步一步地把这些技巧运用在自己和孩子的身上。在本书的结尾有一个重要的警示：在乐观和悲观之间需要保持清醒的平衡。我并不提倡用乐观主义来克服一切困难。最后一章讨论了有弹性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给悲观主义正名的思维方式。悲观主义实际上有自身的演变逻辑，似乎是对麻烦的默认反应。在充满危险的现实社会，悲观主义是一种“美德”。通过反驳对灾难等负面事件的思考，你学会了乐观，那么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你是如何决定是否采用乐观主义的呢？
问问自己：“失败的后果有多可怕？”如果后果微乎其微，那就走乐观主义路线吧。举个例子，你在一个会议上看到一位迷人的女性，你会自我介绍一番并试着与她交朋友吗？在充满失败的人生中，失败不过是又一次被拒绝。所以，不要认为“女人从来都不喜欢我”，去试一试吧。然而，当后果很严重的时候，比如被妻子发现了，你们的婚姻因此破裂，这样的后果就会抑制习得性乐观。又比如，我们谁都不希望飞行员过于乐观，认为飞机进行第二次除冰没有必要，认为天气一定会好转，因为事实一旦不是如此，便会发生灾难。
81、
自我完善作为一种明确的流派，始于19世纪，并迅速普及开来。20世纪，戴尔·卡 耐基（Dale Carnegie）的《人性的弱点》（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文森特·皮尔的《积极思考就是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久销书。与这两位作者在公众中的受欢迎程度相对应的，是他们在学术界所受到的鄙视和嘲笑。如同大多数傲慢自大的人一样，我从来没有读过“自我励志类”的书，甚至连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都没有读过，但现在我被贴上了“自我励志作家”的标签。我去读了《人性的弱点》，这真是一本令人称奇的好书。它确实给读者提供了结交朋友的方法，并提供了一些让人觉得自己有价值的建议。既然名气和成功不是靠辛苦研究得来的，就肯定会受到那些埋头钻研严谨科学、说话刻薄的教授的嘲笑。
但我当时所写的自我励志的书确实是从我的研究工作中提炼出来的，让人们能够帮助自己。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测试和练习均来自科学实验，集成了成千上万的被试、控制组、仔细的测量以及同级评审。我所写的不是空口无凭的自我励志，而是基于实证的自我救赎，我相信《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一书可能开创了这种类型书籍的先河。
82、
在我们回顾每种心理疗法和治疗每种精神疾病的主要药物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有些问题很容易治疗，有些则无法医治。然而，公众仍然处于两眼一抹黑的状态，不仅对最佳治疗方案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他们认识不到治疗和药物有时是对时间、金钱和情感的巨大浪费。所以我着手写一篇关于主要精神疾病及其主要治疗方法的“米其林指南”。考虑到证据的数量和质量，我给每种主要精神疾病的主要治疗方法进行评分，予以0~4颗星标注。在该书出版后的20年里，我一直在跟踪相关治疗成果的文献，但令人沮丧的是，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这本书并没有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但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比我之前写过的任何一本书所产生的影响都要大。
83、
评估心理治疗的标准确实很模糊，结果研究和心理治疗两大对立阵营对如何做到这一点存在巨大的分歧。早期的结果研究着眼于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那时，心理疗法似乎并不重要，而且普遍报道的患者满意度相当高。但这些数据量很小，而且随着保险和报销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患者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缓解特定症状和治愈疾病。这构成了《认识你自己，接纳你自己》一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在这些研究中，针对特定精神疾病的特定疗法取得了成功。例如，暴露疗法能够很好地缓解强迫症，但非特异性支持性疗法则不能。行为疗法可以很好地治疗恐惧症，但精神分析却不行。
该领域的临床医生几乎忽略了这些数据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治疗师是折中主义派并有精神分析倾向，但不至于顽固不化，他们也能灵活思考。只有少数人使用特定的技术解决特定的问题，比如对恐惧症患者进行渐进式放松疗法，我对此是很赞同的。此外，许多临床医生发现DSM-3的诊断和特定疾病的概念具有差异。真正的患者通常存在多种问题，例如，焦虑几乎总是伴随着抑郁。许多临床医生的目标不是减轻特定疾病的症状，而是在更大程度上改善患者的健康水平、情感生活和器官功能。结果研究的领域被疗效研究垄断，这些研究将志愿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是特定的短期治疗，另一组是看似合理但无效的对照疗法。大型保险公司（“管理式医疗”）跟踪治疗报销的疗效研究，如果治疗师没有诊断出某种特定的疾病，然后在制定的疗程内使用特定的“有效”疗法，保险公司就不会支付治疗费用。因此，尽管疗效研究符合短期可报销治疗的需要，但对以全球心理健康为目标的长期治疗师而言，疗效研究是被他们摒弃的。
我不能激化这场争论，因为它关系到民生和美国人的心理健康，而这个问题将拥有16万名会员的APA一撕两半。威廉·詹姆斯时期的APA是一个由钻研论文的科学家组成的组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治疗师开始加入这个协会。到20世纪70年代，治疗师已经成了主流，科学家则开始退却。20世纪80年代早期，治疗师发起了一场起义，成功地推翻了科学家对APA管理的垄断。许多科学家因反感而突然退出了协会，加入了分离出去的美国心理科学协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APS）。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疗效研究，大多数科学家对此表示认可，而大多数治疗师不认可。自1980年以来，几乎APA的每任主席都来自激进的心理治疗师阵营。
84、
《消费者报告》想要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具代表性的心理治疗研究。它的编辑读了我的书，转而找到我，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一名公正的科学观察者。但是他们并没有打算做疗效研究。没有临床志愿者，没有安慰剂对照组，没有随机分配进行治疗的患者，没有标准的诊断检查，也没有固定的治疗时间。他们要做一个有效性研究，观察治疗的结果，就像在现实世界中所做的一样。
在1994年的年度调查中，《消费者报告》向18万用户发送了关于精神疾病的100个问题。调查中问到，在过去三年里，自己是否经历了压力或其他情绪问题，并因为这些问题向下列对象中的一个或几个寻求过帮助：朋友、亲戚、神职人员、心理健康专家、医生或互助小组？
在收到回复的18000名订阅用户中，有7000人承认有这类问题，其中4100人去找了心理健康专家。在马克·科特金（Mark Kotkin）的带领下，《消费者报告》的分析师创建了一个综合结果衡量指标：
具体改善
治疗对困扰你的问题有多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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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你对治疗效果有多满意？
整体改善
调查时的“整体情绪状态”与治疗开始时相比：
非常差，我几乎无法处理事情；相当差，生活对我来说相当艰难；一般，生活有起有伏；很好，我不怎么抱怨；非常好，我喜欢现在的生活。
这些发现出人意料、充满戏剧性并且意义深远，我也因此卷入了治疗师和科学家之间的战争。第一个发现是心理健康专家的治疗通常有效，而且大多数患者的病情都好转了很多。在426名刚开始接受治疗时感觉很差的人当中，87％的人在参与调查的时候感觉很好，或者至少是一般。在786名一开始感觉相当差的人当中，92％的人在参与调查的时候感觉很好，或者至少是一般。
这让我感到惊讶：从整体上看，数百项疗效研究的结果要好得多。从总体来估计，只有大约65％的患者通过药物或治疗有了好转，而使用安慰剂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40％。
第二个发现是长期治疗比短期治疗的效果更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长期治疗当时是最受学院派欢迎的替罪羊，而我曾是这个派别的一员。长期治疗耗时数年且花费不菲，被认为是一种骗局，是一种早就该淘汰的过时技术。它应该是有效的，而且比所有的短期疗法都更有效，这将是对疗效研究的一次大胆尝试。第三个发现是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都能带来同样的治疗效果，而且都比婚姻顾问做得更好；从短期来看，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所带来的治疗效果一样好，但他们不适合进行长期治疗。这是另一个惊喜。普通治疗师所提供的常规和折中型治疗通常仅被认为是安慰剂。学院派也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东西，但婚姻顾问和医生表现更差的事实表明，支持性治疗确实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四个发现是没有最好的疗法，这是最大的惊喜。疗效研究的整个主题以及既定的事实是，特定的疗法对特定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如对恐惧症的系统脱敏、对抑郁症的认知疗法、对强迫症的暴露疗法。
第五个发现是，如果医保对治疗师的选择或治疗时间有所限制，患者的情况就会更糟。这是导致剧变的原因。美国的管理式医疗几乎已经得到普及，因为限制治疗时间，患者被迫接受“正确”的治疗，并找到“正确”的治疗师，这样既节省资金，又能改善美国人民的心理健康。但这些结果表明，管理式医疗正在逐步破坏美国人的心理健康。
《消费者报告》的文章引发了一些赞扬和批评。来自一线的治疗师赞扬这篇文章，认为终于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记录并发表了证明他们确实做得很好的事实。而批评的洪流来自我的学院派兄弟姐妹们，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测试针对特定疾病的特定疗法有效性的人。李·西克莱斯特（Lee Sechrest）是科学治疗疗法的最资深倡导者之一，他告诉该者，我参与《消费者报告》调是“不可原谅的”，我是一名“叛徒”。他们批评的核心是，疗效研究是验证治疗效果的黄金标准，而《消费者报告》的调查一文不值。疗效研究包括随机分配患者以接受治疗或服用安慰剂，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单一的诊断、手册和固定的持续时间来完成的。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实验室中被复制。另外，《消费者报告》的调查是自然主义的，它允许患者选择接受怎样的治疗、有什么样的治疗师，以及在治疗上花费多长时间，如果一种方法不起作用，治疗师可以改变策略。这毫无章法。
85、
尽管它看起来像是一门很好的科学，但在仔细研究的时候，疗效方法存在着巨大的方法论问题，而在《消费者报告》调查中使用的有效性方法却没有这个问题。让我们一次解决一个问题。
将患者随机分配到治疗组或安慰剂组的目的，是将样本中看不见的、未知的、混杂的特征均匀地分布到治疗组和安慰剂组。举个例子，如果安慰剂组的所有患者碰巧都是内向的人，或者是非常易怒的，或者不被母亲喜欢，治疗效果会比安慰剂更好，但这并不是得益于治疗得当。随机分配被认为可以平衡这些混杂的特征，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典型的疗效研究中，每组大约有20名患者。但保守地设想一下，10种不同的个性便有可能影响结果。如果你计算一下，会发现随机分配其实需要数百名患者，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所以随机分配给几十个患者只是做做样子。
更糟糕的是，一项疗效研究会强迫你接受一种治疗，即使你不想接受，也不相信它会奏效。在现实世界中，你通常会选择自己认可的疗法和你信任的治疗师，而且你可以控制这种治疗方法。如果治疗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信念和你全身心的投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许多疾病都与绝望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自己选择一种治疗方法和一名治疗师能减少绝望，治疗效果也更好。因此，疗效研究否定了选择的好处，而有效性研究准确地评估了选择的力量。
真正的治疗时间取决于患者病情的进展。在真正的治疗中，治疗师不会遵循手册，如果进展缓慢或疗效甚微，他们可以改变治疗策略；在真正的治疗中，患者的身体有很多问题，而不是仅有一个诊断出来的问题。当广告宣传说一半的志愿者将得到安慰剂的时候，谁会自愿加入疗效研究中呢？他们并不是典型的患者。因此，疗效研究可以说低估了在现实世界中治疗真实患者的作 用。我的结论是，有效性研究，即《消费者报告》的研究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是对有效性方法的一个很好的指南，疗效研究则不是。在这样的冲突中，我被许多学术专家排斥，愈发受到治疗师的欢迎。
86、
1997年1月下旬，我在夏威夷的科纳村认识了迈克，这个地方现在已被2011年毁掉福岛的那场海啸摧毁。那时，迈克与伊莎贝拉碰巧和我们一家五口同时住在那里，迈克和我一起散步，一起浮潜。
·······
迈克的研究领域是心流，那是一种深度专注的状态，让你觉得时间停止流动，你会彻底感觉自己如在家中一般自在。在任何对生活具有积极影响的概念中，心流都是一个中心。迈克和我聊了好几个小时，讨论这种“积极心理学”可能带来的影响。我请他帮我创建这个新学科，他同意了。对于这个学科的前景，他充满了热忱。
我在电话里告诉雷·福勒：“我租了雅尔库湖的房子，新年的第一周，你能带着桑迪过来，和迈克还有我的家人一起创建积极心理学吗？”1998年1月1日，我们这几个人花了一周的时间，确定了一个新学科领域所应包含的各项基本要素。
我们给这个新学科取名为“积极心理学”，这个名字并非轻而易举定下的，而是大家最后都默许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像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那不切实际的“积极思考”，这是他面向世俗、基于科学的一种努力说教。“积极”这个词听起来太美式了，而不像“迈克的咖啡屋那么欧式。对一个学科领域而言，“心理学”听起来也太狭隘了，不适用于一个可能最终会填补现代社会科学中所有令人沮丧的烦恼的领域。但我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名字。
87、
对于新学科领域的实质，我们达成了共识。与临床心理学所关注的相反，我们将锁定在实现美好生活这个新领域上：身体健康和心智健全，以及在没有遭受痛苦或压迫时人类自愿追求的事物。
在新学科领域的目标对象上，我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即年轻人群是支点。因为年老的科学家和守旧的从业者冥顽不化，过于关注他们的做事方式，主要通过研究和减轻患者的痛苦来谋生。我们必须吸引最聪明、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科学家加入积极心理学阵营，而且他们需要拥有社交技能，从而成为该领域未来的领袖。
对于新学科领域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不确定的一点。心理学几乎完全依赖联邦政府的支持。但美国的政治和联邦意识形态都只关注一点：身体出问题了，才是得病了，而无法打造美好的生活并不是一种疾病。因此，积极心理学没有资格获得税收资助。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下大力气，但可以先探索几种途径出来。首先，在1999年1月，正好是一年之后，我可以将APA主席能够动用的全部资金（35000美元）用于举行一场青年心理学家的会议。其次，盖洛普公司的老板唐纳德·克利夫顿（Donald Clifton）曾写信询问过，他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克利夫顿是《让兔 子去跑，别教猪唱歌》（Soar with YourStrengths）2一书的作者，他曾告诉我，他终其一生，始终等待着为APA做点什么。我联系了他，之后我们制订了具体计划。最后，新成立的、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Templeton Foundation）不久将为我举办一场专场活动，我决定向邓普顿爵士着重推介一下积极心理学。
之后，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个基金会匿名给我发了封邮件。
“去见见他吧。”朱迪·罗丁告诉我。那时她是我的校长，我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问她是否听说过一个叫“PT”的人，就是他给我发的邮件，邀请我去曼哈顿和他聊一聊，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找我。
······
我们代表一家匿名的基金会，”PT开始说道，“我们只挑亮眼的，所以找到了你们。我们不负责管理太具体的事情，不过你们不能向他人透露我们的身份。”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最后也没搞清楚。
“现在你想做什么？”PT继续说道。
他们资助了由50名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组成的会议。我们在北爱尔兰的德里（Derry）召开了那场会议。丹·希罗，我那位来自奥尔巴尼男子学院发表毕业致辞的同学，现在是华盛顿大学著名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他精心策划了那场会议，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制定了防止种族灭绝的条款。
88、
“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吗？”车载电话里的声音问道。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原以为德里的会议标志着我们合作的结束。
“下一步？”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说，“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我解释了积极心理学中的积极体验、性格和体系，但是信号不好总是掉线，最后以他说的“你为什么不来曼哈顿和我们谈谈呢”结束了通话。
这一次，曼哈顿那栋大楼的门口出现了一个标志：大西洋慈善基金会。机场免税商店的创始 人查克·菲尼（Chuck Feeney）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大约50亿美元都捐赠给了这家基金会，来帮助弱势群体改变命运。他只给自己留了1000万美元。
我走进了一间房间，里面坐着的是PT、乔尔·弗莱施曼，还有那部免提电话，这个房间很通风，巨大的玻璃窗外是纽约的东河（East River）。
“那么，什么是积极心理学呢？”弗莱施曼问 道。我开始了我的陈述，但大约10分钟后，PT打断了我。“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你能发给我们两页纸的介绍吗？”他问道。然后送我出门的时候，他又补充道：“还有，别忘了给我发个预算。”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张140万美元的支票。
89、
“我在大开曼岛（Grand Cayman）有一套公寓，”克利夫顿在电话里告诉我，“请你花一周的时间，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请进积极心理学来吧。同时，我们将要求他们策划一个开幕峰会，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嘉宾聚集在我的家乡——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这将是这个新领域公布于众的启动大会。我来做主持人，盖洛普公司将为此次活动买单。”
······
埃德·迪纳（Ed Diener），身高超过1.8米，身材健硕，我之前并不认识他。与我们其他人不同，埃德一直在不屈不挠地研究幸福。在15年的时间里，他推进了幸福的实证研究，这项被称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从学术的笑柄转变为备受推崇的心理测量标准的过程。他取得成功的标志是担任门槛极高的社会学期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主编。可以说，他是方法学领域的祖师爷。埃德的职业素养奇高，他所负责的期刊退稿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他才不管亚里士多德说过什么，只关心学者提交的论文必须无可挑剔。
迈克和埃德的体型一样，这是他年轻时作为一名攀岩运动员所留下的痕迹。迈克在攀登高山和陡峭悬崖时所体会到的心流成了他理论的主旋律，他坚持认为心流的体验是幸福的核心。但是，以完全没有任何思想或感觉为特征的心流，是主观幸福感的一部分吗？他告诉我们，当他问人们在“心流”中有什么想法或感受时，人们通常会说：“什么都没有。”他若有所思地说，难道心流所需要的全部注意力都寄生在我们所有的认知和情感资源上，从而让我们变得心不在焉吗？
90、
积极心理学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喜欢“成就感”这个概念。当然，这其中涵盖了幸福和其他相关“成员”。在这一点上，埃德不需要说服我们。幸福，主观的幸福感，是可被测量的，甚至是可被构建的。但是，心流的存在使我们确信，积极心理学不能仅局限于主观因素。心流也是一种积极的成就感，但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行为的和主观的标准：“积极的”是指没有经历痛苦的、无拘无束的人所做的选择。人类既追求积极情绪的体验，也追求心流的体验。
因此，积极体验成为积极心理学的一个成果。但真是这样的吗？我们能否停下脚步，沉浸在幸福中，然后停滞不前呢？
“不行，”凯瑟琳争辩道，“完全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研究的都是消极的体系和那些阻碍幸福的因素，如犯罪、贫穷、种族主义等。那么，积极的体系是如何创造幸福的呢？如民主、言论自由、和谐的家庭和自愿无偿服务。”
我们被说服了，因此积极心理学的其中一个支柱是研究公民的成就感。
诺齐克接着搭建了另一个支柱：积极的特质，使积极体验成为可能的个人品质。
“精神病学，”诺齐克说道，“是对精神错乱的研究。精神错乱是一种破坏生活的负面特质，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毒瘾等。心智健全又是什么呢？比如创造力、正直、幽默和勇气。”诺齐克把这些特质称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在心理学领域，关于精神状态或特质的争论从未停息，具体的争论究竟是怎样的呢？是否存在持久不变的人格特质，或者暂时性的心理状态？埃德在这些问题上引领着大家，他让我们相信，确实有超越时间和情境的特质、思考和行为的倾向，而且只有糟糕的衡量标准支持“情境主义”，即所有驱动行为的因素都存在于环境之中，而不是个人性格之中。正直、幽默、智慧和勇气，就像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酗酒一样，是真实存在并能为人所知的。
良好品性的“好”的随意性是什么呢？当然，随着文化和时代变迁，它是由当时的环境或政治所决定的。我们对这种一刀切的相对主义表示怀疑，我们认为善的普遍性是一个经验问题，应该支持对它进行检验。
我们完成了在大开曼岛的工作，并认识到积极心理学应该有三个支柱：积极的体验、积极的品质和积极的体系。这门学科的任务就是对这些支柱加以研究和建设。
“进化选择了消极情绪来对抗和逃避。为什么进化会为积极的情绪而烦恼呢？为什么我们有积极的感觉呢?”芭芭拉提问道。现在，她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扩展和构建”理论：积极情绪扩展了认知和行为方式，并构建了新的力量。她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测验，并提出了相关证据，例如，在实验室中诱导被试产生积极情绪可以扩展他们整体的认知过程，而不是点状的认知过程。快乐的人更能轻而易举地看到整体而不是局部。
91、1999年年底，积极心理学正式推出。在个人层面上，它始于我和妮基在自家花园里那番对话后的一次顿悟，让我思考了一下心理学未来的愿景。在组织机构层面上，福勒、迈克和我为这个新领域的发展绘制了一条轨迹，这条轨迹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成为现实。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等在恰当的时间慷慨资助，最重要的是，一大批资深和年轻的科学家清晰阐明了积极心理学的使命，我们搭起了一个大舞台，静候科学家和实践者登上这个舞台。
92、
美德是19世纪道德思想的主旋律，那个时代的心理学密切关注着美德。林肯的首场总统就职演说就曾呼唤“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徒劳地希望美国人避免一触即发的内战。当时的精神病院采用“道德疗法”来治疗精神病患者，也确实有治愈案例。但善良天使的道德有一个黑暗面，被称为“邪恶”，就像它把好的行为解释为美德一样，它通常把坏的行为解释为劣行。1886年5月4日，在芝加哥的干草市场广场，人们对美德和邪恶的思考被强烈地激化了，麦科米克工厂的劳工（大部分是移民）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警察被劳工视为残酷的执法者。最终，冲突演变成骚乱，有人扔了一枚炸弹导致7名警察身亡。民众对炸弹爆炸（扔炸弹的人并未被抓获）的解读是：那些移民是邪恶、残忍、野蛮、肆意妄为的，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一些媒体和自由派神职人员留意到，这些劳工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住在拥挤不堪、肮脏污秽的房子里，几乎不认字，工资不能满足温饱，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
这些移民所处的恶劣环境可能并没有造成他们的恶劣性格，却导致了他们的暴行。社会科学是围绕这一概念产生的：其科学纲领是为了表明犯罪者并非坏人，对他们的“不良道德”行为并不负责。相反，是他们所忍受的恶劣环境迫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如果不良的环境导致了犯罪和暴行，那么开明的科学和政治可以仅通过改善环境来消除犯罪。如果无知造成偏见，那么普及教育将终结偏见。如果贫困不仅仅被定义为缺钱，而是由缺钱引起的，那么福利事业，即资助贫困人群将终结贫困。这确实是一个崇高的理想，而且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改变对人性的思考。教育是一件苦差事，我们不得不将恶习和不良品格“合理化”。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人们对弗洛伊德和达尔文等人的热衷都源于这样的愿景：弗洛伊德将神经症归咎于未解决的童年冲突；达尔文将冲突归咎于原始的生存挣扎。暴力的劳工、难以忍受的神经病患者、恶霸地痞以及一大堆罪犯，他们自身都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接受的教育方式。但是，除了责备受害者，自由意志、责任感，甚至美德也被牵扯了进来。
但是，美德依然存在于心理学中，直到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Allport）出现才禁止提及品格相关的内容。美德，即优良的品格是维多利亚时代令人生厌的产物，明显带有新教徒的特性，它体现了价值观。奥尔波特认为，心理学是一门仅有病症但没有处方的科学，因此，认可一种价值观或一个品格优良的人并不是社会科学家的职能。最终，没有体现价值观的“人格”描述符号取代了“品格”。
但这大错特错。依我之见，积极心理学需要品格，因为这个领域是对积极体验、积极体系和积极特质的研究。
第一，“特质”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我坚信人类的性情不会随着时间和境遇的推移而改变，当然不会完全不变，因为人们会变得聪明、钟情、吝啬或迟钝，它可能是不受文化限制的普遍规律，并且所有的语言都能对特质进行描述。因此，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为什么是“积极的”？这个词的正式含义是不要漠不关心，或者选择一搏，而非坐以待毙，并且有许多积极的特质。也许不同的文化之间互有差别，但据我所知，大多数的文化都认可善良、智慧、正直和勇气等品质。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规定了何为良好的品格；相反，它与文化所规定的内容挂钩。积极心理学不是开处方，文化或个体的价值观决定了之后的行为；积极心理学不是改变价值观，而是帮助文化和个体如愿以偿地获取一直珍视的东西。
93、
常规的精神病学已经大致有了一个目录一一
DSM-3。它对精神分裂症、精神变态、恐慌症自闭症等疾病进行了分类，列出的病症超过了300种，其中包括这些病症的性别比例、遗传性、病程、预测和诊断标准。
“我们来做一份心智健全手册，怎么样？”我问尼尔·迈耶森（Neal Mayerson）。迈耶森曾写信询问能否参与资助积极心理学。他的父母发家致富于辛辛那提（Cincinnati），在迈耶森的指导下，他们转向了慈善事业。在过去的40年里，我一直在四处奔波，恳求政府为疾病研究提供资助，后来我开始发现了一种募集资金的新模式。像查克·菲尼、克利夫顿和迈耶森夫妇，他们都在利用自己的财富去发现和构建生活中的美好，捐赠者四处寻找我，这在之前是完全想不到的。一个名叫吉姆·霍维（Jim Hovey）的人在我给费城的工会联盟发表完演讲后，主动给我写了一张大额支票。他对此只简单说了一句话：“拿去行善吧。＂
迈耶森问我该如何资助积极心理学。他坚持
认为，我们募集的资金绝不可能束之高阁。因此，他和我把可能获得资助的人召集起来，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但没有一个人获得迈耶森的青睐。他想要一个既能开展得很好，同时又能创造产品的项目，这个产品或许能为他的基金会带来更多的收入，从而继续把钱捐赠给需要的人。考虑到DSM-3为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所带来的财富，这本手册让很多大型制药公司获益匪浅，而且促进了心理疗法的进步，所以我提议做一本关于良好品格的手册，即心智健全手册。
迈耶森说道：“我给你100万美元，用来创作一本不同于DSM-3的手册，该手册附带一份问卷，用来测量性格优势。
“我认为我没法完成这项工作，迈耶森，但我知道谁能完成。”
那天是克里斯托弗·彼得森50岁的生日，但我并没有在电话里祝他生日快乐。
“接下来的余生里，你打算做些什么呢？”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
“我想请你从密歇根大学休三年的学术假，到宾大来。”我说道。彼得森是密歇根大学临床项目的负责人，该校在全美的临床心理学研究生项目中排名第三（另外两名是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紧随其后的第四名是宾大）。他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个传奇人物，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还有他的耐心和慷慨帮助，备受大家的喜爱。与此同时，他具备的素质可以让迈耶森项目取得成功：高水平的心理学专业知识，渊博的学识，对人格和变态心理学的深刻理解，坚忍不拔，与我的深厚友谊，耐心，以及四溢的诙谐幽 默。“我希望你能负责一个项目，写一本关于良好品格和美德的DSM-3手册。还希望你能创建一份调查问卷，用来测量良好的品格。”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这次，电话那头沉默的时间更长了。
“好吧。”彼得森最终回话了。
94、
我们的工作相当片面。彼得森不断地阅读和思考早期的基督教神学、佛教的偈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思想。他每周两次在午餐时间告诉我一些关于跨时空的优势和美德的知识。他跟我讲美洲原住民拉科塔人（Lakota）的慷慨大方、日本武道的美德、《哈利・波特》中赫奇帕奇学院的故事、克林贡人（Klingon）的美德。我们寻找的是每种宗教、政治和文化都认可的共识。事实证明，很多共识是跨历史和文化而存在的。我倾听着彼得森的话，不时地给出回应，大多数的时候，我都是赞许地频频点头。
在这本手册中，我们制定了优势的标准，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 优势的价值在于其本身，而不在于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例如，智力本身并不是一种具有价值的优势，而是一种获得成功的方法。
· 有一些具备某种优势的模范和奇才，但也有极度缺乏这种优势的白痴。
· 优势能够得到普遍认可或者至少无处不在。
· 优势有助于人在生活中获得成就感。
彼得森和我总共花了几百个小时，在这之中我吃了几百块牛排，反复争论哪些因素符合这些标准。善良仁慈，符合。智慧睿智，符合。活力四射，符合。社交智能，符合。宽容忍耐，不符合，因为它在盐湖城或麦加并不被视为有普遍的价值。顺从呢？空想者和魔法师梅林都提倡它，但女权运动不推崇。贞洁呢？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信奉它，但有些人排斥它。那么幽默感呢？这一点很接近标准了，但我不能确定，幽默感是否重要到可以入选。最终，彼得森说服了我，他认为幽默是一种出类拔萃的优势，其重要性可以超越其他所有因素。我们最终把这个标准列表缩减到24项，之后对它们进行了分组，分别是智慧、勇气、仁慈、正义、节制和超越这6种美德。在10多名专家的帮助下，我们起草了一份庞大的文件（当正式出版的时候，它大约有2公斤重）。在介绍完心智健全手册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回顾了美德的历史和之前对美德进行的分类尝试。接下来，我们把全书剩下的部分，按照章节，围绕24种美德，做了详细的介绍。每一章都有一个平行的结构，关于宽恕和仁慈的那一章便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讲述了潘金淑（KimPhuc）的故事，在越战期间，一架美国飞机误将汽油炸弹投向越南军队和平民，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的潘金淑因为身上的衣服被烧着，不得不赤身露体地在路上奔跑。这张可怕的越战标志性照片成了不朽之作。多年后，当潘金淑遇到当时驾驶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时，她公开表示原谅了对方。我们以这则故事定义了宽恕，并讨论了它的哲学和宗教立场，以及当代人的观点。接下来，我们回顾了宽恕的方式（有两个精确的测试），之后是宽恕的关联和结论（如宽容的人的负面情绪更少），宽恕是如何在生命过程中发展的（如幼儿不太宽容），抑制或促进宽恕的因素（如脾气暴躁的和高度神经质的人也不太宽容），以及性别、民族和跨文化的因素等。最后，我们回顾了建立宽恕的干预措施，并以尚无从知晓的宽恕作为那一章节的结束。
这仅仅是彼得森在宾大紧锣密鼓地研究了三年的美德所取得的一半成果。另一半成果关于经验主义。彼得森是一名统计学家，他发明了调查问卷。因此，利用这些技能，他创造了“价值实践显著优点测试”（Values-in-Action SignatureStrengths Test），该问卷包含10个项目，每一项都有24个优势，你要对每一项的描述进行评分，对你的优势进行排序分析，结果将告诉你所具有的5个最强优势。在彼得森创建该表以来的15年里，超过300万人参与了英文版的测试，还有许多人用德文版、中文版、日文版和西语版进行了测试。除了供个人应用之外，这个测试还被广泛应用于商业、学校和治疗。
优势和美德的领域在基于经验主义的研究上开花结果。例如，哪些优势与哪些职业有关？看一下图19-1，这是一个以83000人的测试结果绘出的统计图。
第一，当两种优势靠在一起时，你可能具有不止一个优势。比如，如果你是个心怀感激的人，你可能同时具有善良和仁慈的品质。但是如果两种优势相离甚远，那你可能只有一个优势：善良的人也许缺乏创造力或勇气，谨慎的人可能具有诚实和谦逊的优势，但他们没有太多的热情和希望。
第二，优势与职业有关。老师拥有善良、宽容、感激和爱心的优势，但教授则缺乏这些优势。教授拥有创造力、勇气和学问的优势，老师则明显缺乏这样的优势。管理者拥有公正、诚实和谦逊的优势，但缺乏热情、希望和好奇心。CEO则正好与之相反。然而，不要把这张图作为职业建议。这只是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在一种职业中人们所拥有的优势概况。它并没有告诉你，最好的管理者和最好的老师有什么样的优势，比如他们或许也拥有幽默和热情的优势，而不仅有爱心和感激的优势。
2012年，彼得森的突然离世让我失去了最亲密的伙伴，同样，对优势和美德的研究也就此终结了。
95、积极心理学是对生活的补充，但不是生活的全部，它只是致力于消除那些会破坏生活的因素。
96、
在我60岁时，我的幸福观极为简单：良好的外部效应加上良好的内部效应就等于幸福。我研究了生命的三大外部效应元素：爱、工作和休闲。对我而言，每个元素都变得更好了。曼迪建起了一个家，那座大房子不再空空如也，里面有我的孩子和两只牧羊犬。狗狗们总是兴高采烈的，而曼迪阴晴不定。之所以让孩子们在家接受教育，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老师，我们频繁的外出旅行与学校的日程安排总是冲突。因此，我们围绕旅行为孩子们设计了课程，带着他们一起环游世界。
我们带着孩子们去加拉帕戈斯（Galápagos）学习生物学和进化论，但我们的教学方式当然并非完美无缺的。比如说，有一次我们遇到了远古乌龟“孤独的乔治”，它可能是这个物种里的最后一只了。管理员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正拼命地为它找一个女伴。
“我们正在为它配制乌龟专用伟哥。”他们告诉我们。
“伟哥是什么？”劳拉、妮基和达里尔异口同声地问道。我们的孩子对此一无所知。天哪，我们为孩子们讲授过进化论，但没有讲过性方面的知识。
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挪威、德国，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方式不再是坐在教室里，而是阅读书本、参观博物馆和不同的城市，以及与许多招待我们的朋友共同进餐、聊天。因为还没进入青春期，所以孩子们的心境一直都是阳光灿烂的。
97、
“幸福”在内部效应中仍表现为主观幸福感一一除非你感觉良好，否则不可能幸福。
我的内部效应真是糟糕透了。
在我看来，自我童年后期起，这些内部效应始终一团糟。我仍然抑郁悲观，但这些情绪在研究工作中极大地帮助了我。我不是个无忧无虑的人，也极少感受到快乐。我经常在凌晨四点醒来，然后陷入沉思。我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人，一旦遇到挫折，我首先就会想到最坏的结果。当然，我知道书中所讲的每个技巧都是为了对抗抑郁和悲观，从而建立积极的情绪。事实上，我提出了一些方法。这些对我来说还是颇有成效的，但是“你输了，你是一个失败者，你注定要失败”的想法依然回响在我的心中。
因此，通过内部效应来看，我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但是，我阴暗的内部效应依然是可补救的：我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相互作用。自从参与创建积极心理学以来，我与外界的沟通就有了起色。感谢彼得森，我现在已经确定了我的标志性优势，其中包括创造力和领导力。尽管远非完美，但我现在很好地利用了它们。
我的创造力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逆向的创意，这是我一直都具备的，二是我的读者和合作者的欣赏。这种欣赏是不断更新的。虽然了解心理学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把一个领域与另一个领域的内容联结起来。我能够看到哪些项目可能会成功，哪些项目会失败。我能够看出谁是合适的人选，以及如何帮助他取得成功。我从雷·福勒那里学来的领导风格，就是让别人展示自己的最佳之处，然后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也许内部效应并不如吹捧的那样，也许内部效应几乎不可改变。但根据标准来看，我是一个相当幸福的人。黑木崖：（美）马丁·塞利格曼《塞利格曼自传》（下）摘录：除了研究痛苦，还要研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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